世界主要港口|《世界主义》经典读后感10篇

　　《世界主义》是一本由[美]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主义》读后感(一)：某乌托邦世界的道德规范

　　“世界主义”这个概念，用度娘告诉的知识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社会伦理，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世界主义不见得推崇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仅仅是指国家和民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社会关系”。奎迈·安东尼·阿皮亚著《世界主义》一书，正如其副标题——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所说，论述的是“世界主义”中关于“道德”的这一部分，即作者通过这本书描述了“世界主义”理想社会中的道德规范。 1. “无国界”的世界秩序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一词起源于早期犬儒学派（Cynics）提出的“宇宙公民”（Citizen of the cosmos）概念，即我们是生存于同一宇宙下的平等的公民，或者说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可以以宇宙公民的共同身份而善待彼此，那么国家边界开始显得没有用处，这也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峙中的关键一环。有批评者认为“国籍对于个人身份非常重要，而世界主义将这一社会实现和归属的重要元素从个人身上剥离了”，“世界主义”则认为“民族主义”舍弃了所有的外国人，而“世界主义”可以“冷静而公正地看待自己的朋友和同胞”。 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主义”中的“无国界“概念，谢尔顿·保洛克等作家共同撰写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s）一文中将“世界主义”与“女性主义”（Feminism）做了对比，认为“女性主义”是十分接近“世界主义”的一个概念。“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理论也是“无国界”的，因为“女性主义”包含的范围是全世界的女性，不会因为国家的不同而作出区分，其目的是促进全世界的性阶层平等。基于“女性主义”面向全世界女性的事实，谢尔顿·保洛克等作家提出“世界主义”应该如同“女性主义”一般，不再对国家做出区分，而是以“人类”（Human）这个身份和谐地共存，“共同为创造一个完美世界努力”。 2. 对陌生习俗的尊重 在世界这个大集体中，“世界主义”倡导的不是单一的文化和统一的生存方式，而是基于多元文化论的承认“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差异，不同人群可以相互学到很多东西”的价值观。“世界主义”提出的“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观念，指的就是对不同社会族群中普遍存在的差异的尊重，即“我们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干预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 奎迈列举两个相对极端一些的例子来表述我们应当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的习俗。 其中之一来自希罗多德所著《历史》第三卷，讨论关于“我们如何安葬逝去亲人遗体”的问题。其中希腊人表示不能理解“把自己父亲遗体吃下”的行为，而印度人则表示“将父亲烧掉”的行为才更加恐怖——作者通过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习俗的巨大力量”。 奎迈讲到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阿拉伯人及东非人中间流行的“女性割礼”习俗，我们认为这种手术令人厌恶且剥夺了女性的部分权力，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生活在这种习俗中的年轻女性“很期待这种手术”，“经受这种手术意味着她们富有勇气，可以使她们的性器官更佳漂亮，自认可以享受无穷的乐趣”。此时再反对这种习俗的人类学家便显出自己理论的片面性，他们在用自己的伦理道德告诫他人该如何生活，奎迈指出“人类学家只是用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陌生习俗的深恶痛绝”。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常常拿“道德”说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各有各的“道德”。当然，“世界主义”并不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习俗都听之任之，我认为奎迈想表达的是，如果一个地区的人们按照自己的习俗（道德）生存得很好，且生存于其中的人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那么这样的习俗应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尊重，我们不要因为“区域性习俗的不同”而去指责其他习俗的“错误”。但是，如果有生存于某种习俗（道德）之下的人们备受煎熬，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且对于自主选择有渴望的情况，则十分值得探讨。 3. 我们生活中的“世界主义” 关于“世界主义”理论提出的“道德规范”还有很多层面，我在这里只挑选了两条比较易于理解的。“世界主义”首先是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描述了似乎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但作为思考的结果，它其实已经部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在《世界主义》书中的最后一章，首先通过巴尔扎克《高老头》的选段提出“我们如何对待陌生人”的问题。欧也纳·拉斯蒂涅（Eugene Rastignac）问一位医学专业的学生朋友：如果不离开巴黎，仅用意念就可以杀死中国的一个老年满大人，而且还能发财，他应该怎么做？ 类似这种关于“他死我活”的问题，近年来不断地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比如《蝙蝠侠：黑暗骑士》有一个情节是小丑将两艘船困在海面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艘搭载着普通市民（包含很多各界精英），另一艘搭载着罪犯，小丑在两艘船上都安装了炸弹，将引爆装置分别放置在“对方”的船上，并告诫他们只有一艘船可以平安靠岸，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上——是炸毁对方的船让自己活下来，还是任由对方炸毁自己而获救。 也有一个由来已久的“无解”问题：想象一列刹车失灵的火车，它的前方有两条轨道，如果火车直行则会撞到前方的三名行人，如果改变轨道则会撞到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行人，此时改变轨道的操纵杆在我们手里，我们该如何去做？ 还有一个讨论，出现在《奇葩说》第一季，话题是“贾玲该不该‘死’”：在漆黑的海面上，有两艘船被大魔王困住了。第一艘船上是《奇葩说》的16位选手以及现场100位无辜的观众，另一艘船上，关着贾玲。大魔王密谋了一个邪恶的计划，它在第一艘船上放了一个按钮。如果按下按钮，第一艘船上的116名人员将获得自由，而贾玲的船将会爆炸，船毁人亡。如果不按，20分钟后，第一艘船将会爆炸。选手和观众将会葬身大海，无一幸免。现在按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选择？ 关于火车的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定论，但电影和综艺节目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蝙蝠侠·黑暗骑士》中两艘船的人都将引爆装置抛向海面，谁也没有按下按钮；《奇葩说》那期节目后来变得异常沉重，但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做出的结论是“贾玲不能死”，即使为此要牺牲掉另外上百人的生命，我们也没有权利用这样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这也正是《世界主义》试图告诉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在遥远东方的清朝王国中一个年近暮年的“满大人”（用这样的词汇描述清朝官员可以窥见背后隐藏的“满大人”的负面形象：大概是贪婪、不择手段之类），无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无权决定一个陌生人的生死。“世界主义”认为“一些美好生活的障碍，不应当强制地加在人们身上，比如，不必要的痛苦、毫无理由的蔑视、身体的肢解，等等”，对于陌生人我们要做到善待，所以在“世界主义”中，那个“满大人”也必须要活下去。 可以看出“世界主义”想要构建的是一个多文化大团结的世界和谐景观，可以说它是一个乌托邦世界。必须说明这里提及的“乌托邦”并没有贬义，借用书中关于真实的比喻，我觉得，乌托邦是由破碎的真实拼凑而成的镜中像，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自己。 参考文献： ［1］ ［美］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著.苗华建译.世界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 Sheldon Pollock, Homi K. Bhabha, Carol A. Breckenridge,and Dipesh Chakrabarty. Cosmopolitanisms. Public Culture, Volume 12, Number 3, Fall 2000,pp. 577-589 (Article) 本文原载于徐栖和我的公众号：

　　《世界主义》读后感(二)：万圣书园在推荐噢，值得一看

　　阿皮亚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本书是作者的成名作，已经被译成13种语言，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声誉。

　　2007年，《世界主义》获得国际关系领域图书的最重要奖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第六年度的亚瑟•罗斯图书奖，被认为是最近两年里出版的论述国际关系问题的最佳图书。

　　2008年，阿皮亚因其在《世界主义》一书中所表述的思想而赢得布兰迪斯大学新近设立的约瑟夫•B.与托比•吉特勒奖，该奖项是颁发给美国或者国际学者数额最大的一笔学术奖。

　　2010年，阿皮亚因其学术贡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Howard T. Behrman人文科学特殊成就奖。

　　2012年阿皮亚获得了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授予的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表彰其是“一位在当代世界里寻求永恒真理”的哲学家，他的“本专业及跨专业的著述与论文，从道德与理性的角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及不断演化的群体认同之中每个人所面临的道德问题。”

　　在北京的万圣书园，这本书在推荐窗和新书码堆推荐中，力荐

　　《世界主义》读后感(三)：两种眼光——读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MUC2015下半学期开设课程作业

　　一、导论

　　我们先来谈谈新航路的开辟。它对于世界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其中之一便是：它是世界开始密切交往联系联系的开端。文化被不同的地理空间和生活在地域之上的人们所承载，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开始了交流，文化间的接触与碰撞以及所带来的借鉴、学习、理解、冲突等等一系列的后果便不断地在发生，并且深刻影响着当今的世界形态。

　　面对这样一个多样文明的世界，在政治哲学和文化领域，世界主义和文化的冲突理论可以说是两种较为主流的观点，他们带来了对于世界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和看待文明接触的不同眼光。这两种观点本身也既有矛盾又有某种意义上的、可以被同时放在一起讨论的相同点：对于文明多样性这一事实的认同。然而，无论在何种时代，发展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的重要议题。在发展的视角下，世界主义与文明的冲突两种观点会为当代世界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

　　二、两种观点：矛盾与对话

　　（一）对于世界主义和文明的冲突两种观点的论述与评价

　　阿皮亚在他的著作《世界主义》一书中讲到：“它不过是始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简单思想，我们需要培养共存的习惯……应当按照‘对话’的原始含义，养成共同生活，相互提携的习惯。 ”我们姑且将它当做对于世界主义的一个解释，或者定义。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主义超越了国家民族等等，每个人在对于一片区域忠诚的同时还肩负一份对于他人的责任。它的核心建立在交流之上的共存，以及这个共存背后的相互学习，因相处而来的亲近。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人类多重性的基础之上。

　　从历史发展来讨论，世界文化向来被不同的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也就显示出文化间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而差异常常导致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我不否认他之于差异和冲突的论述，甚至同意他对于文明的未来中“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的观点。但是，他始终认为西方所主导的普世价值的扩散导致了它与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加大。我认为，这样一种论述毫无疑问带有一种悲观主义色彩。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这样一种观点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对于冲突无法阻止的论调，它有一种静态感和历史感。而与此对比，世界主义带有的是一种发展的眼光，即：面对未来与现在既有的问题，我们可以以什么样的眼光来正视它们。

　　但无论如何，世界主义的短板也很明显——它似乎只能被引用在文化交流和人际交流方面，也就是偏向个体交流和行动的策略（不知这样说是否合适），“世界主义者”比“文明冲突者”体现在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上似乎更多一些。它始终带有温文尔雅的气质和善意的幽默。这样一来，面对全球整治中无法避免的既有的政治甚至更为剧烈的战争冲突，它似乎只能提供一个始终停留在意识层面的方案。同时，一个世界主义者（多指在阿皮亚书中出现的）的背景身份多复杂，他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知识也往往来自不同的社会，于是，在他这个个体之中便会产生文化多样性的结果。然而，这样一种身份相对而言是特殊的、少数的，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依旧是始终生活在一个固定文化区域中的，即使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但世界主义对于他者的态度很难应用到全世界的范围，它的理想便很难实现。

　　这两种观点至于我，我想我更倾向于于世界主义。毕竟，长期以来作为个体我已经在与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获益良多（例如对于他国艺术和文学作品的阅读），结合成长背景来说，我所生长的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而联系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借鉴学习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普遍存在着。例如中国人类学的引入发展，从作为“西学”到受日本影响，再到后来学派的划分与西方学者的访学，国家区域中的一门学科是始终在世界学科的语境中被影响和丰富的。交流背后带来的理解与学习是一个文化的发展。

　　（二）发展语境中世界主义与文明冲突论的结合

　　这样，我们便讨论到了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与世界主义的论调似乎冲突并不大——粗略概括，文明的冲突往往建立在宏观层面，世界主义也可以由个人出发。我在亨廷顿的论述中似乎找到了他们可以对话的共同点（也是我曾经在前文中认同的）对于多文明的重视。世界主义在这一点上强调它们之间的交流理解；文明的冲突则提倡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国际秩序以防止战争。二者不难结合，而国际秩序的建立也是要在交流基础上来进行的。

　　郁丹教授拍过一部名为《怀抱》的纪录片。片中镜头转换于西藏生态区与工地开发的扬尘之间，这样的一种剪辑手法即是在暗喻：对于当代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从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寻找方法。例如当代环境保护可以借鉴儒家与道家的生态观，我们也可以将之应用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于是，这边构成了一个文化学习的过程，最后，落脚于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同时，建立在多样文明的政治秩序以及其实体也可以促成和维护这样一个过程，落脚点依旧在于发展。

　　（三）文明的发展：在世界主义角度下

　　彭慕兰在他的《大分流》中批驳了欧洲文化内卷式发展出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观点，而是以欧洲与美洲在资源、劳动力、土地等等因素的关联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诞生。这就说明：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深刻影响着彼此的发展。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不受影响地自我发展的（在大航海时代开始至今；若是有，那么也是极为少数）。而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埃里克•沃尔夫也讲述了所谓“原始人”从来都是镶嵌在世界体系之中的，作为殖民遭遇的产物，他们的文化发展变化也深受世界体系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是存在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往往将文化之间的交流形态简单固定为“冲突对立”，它们虽然也承认文化融合的趋势，但“冲突”往往会掩盖住交往过程中的其他部分。而同时，他们也往往将文明的发展理解地较为封闭和内卷式，闭口不谈交往过程中的学习借鉴。

　　三、结论

　　作为一个日益联系的世界生活的一员，人们在任何区域被联系在一起。世界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忽视那些关联。所以，对于其他文化，理解学习而非一定要达成共识。

　　世界主义带有一种温情，出于对陌生人的善意与对于“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的宽容。文明的冲突总带有冷冰冰的抗拒意味：差异使我们针锋相对，很抱歉，理解的可能性不大。相较于文明的冲突理论，世界主义的观点往往更适合一个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例如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古老中国儒家与道家生态观的借鉴。文明的冲突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方案对于当今国际社会的确有很大帮助，但是，长远来看，我依旧认为世界主义能带人们走向更加温情和自由的未来。

　　《世界主义》读后感(四)：世界主义:陌生人之间的道德规范 读书笔记

　　首先，《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是美国政治哲学家安东尼阿皮亚的成名作，与其他关于世界主义论著不同的是，本书并没有执着于对世界主义概念的确定意义的讨论，相反，此书将其巧妙避开，选择从道德领域思考世界主义建立的原则。 在概括书中观点与论证过程之前，先回溯下世界主义的起源。 起源 世界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即犬儒学派形成之时，这一学派的信徒第一次表述了世界主义的概念——宇宙公民（citizen of the cosmos），此概念形成之初，便反映了一种对习俗与传统所持的怀疑论态度——一种悖论——公民（polites）从属于特定城邦，需要对其所属之特定区域保持忠诚，而“宇宙”涵括整个世界。（第欧根尼公开宣称“我是世界公民”，以此拒绝对城邦的服务） 这种怀疑论态度即是为了对抗一种传统观点——每个文明的公民都应从属于众多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的社会。 了解其起源后，需要将其与一些与之似是而非的概念提前分隔开。 2.纯化概念 首当其冲的便是“全球化”，如书中所说“全球化一词一度用来表示一种市场战略，随后又用来表示一种宏观经济主题，如今，其似乎涵盖了所有的事物。”，但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什么都没有概括。 其次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通常是为了对抗文化的单一性，承认多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价值的合理性，而世界主义却需要依然坚持某些基本价值，而非对所有价值照单全收。 3.正文 作者在书中举出众人对世界主义的两种理解： 第一种是：全球化责任，即每个人都有对整个人类关注的责任，对每个人类个体承担着超越亲情关系、仁慈、共同的公民责任的责任。 第二种是：对区域性差异的尊重，对合理差异的尊重，即尊重作为整个人类群体一部分的某些特定群体的生活价值。 这种对人类整体性的关注与对区域性价值的尊重常会发生冲突，例如极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产生的一些碰撞。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世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一种挑战” 不过，虽然如此，但世界主义者共同接受的一个思想是——任何区域性的忠诚，都不能迫使人们忘记每个人对别人还负有一份责任。 同时“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要么追随民族主义，要么追随坚定的世界主义”，这样说的原因，只是为了声明“世界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高贵的理念，其不过是始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简单思想，它帮助我们按照“对话”的原始含意，去培养共存的习惯。 这种坦言也表明，“世界主义”虽然与“多元文化主义”不同，但其依然是以尊重人类社会多样性为基础的，它并不期待每个人都成为世界主义者。如若说有人愿意与世界其他部分保持隔离状态，那么我们只需在基本义务的一个方面保持相同——为他人承担 道德作出的基本要求的责任。 同时，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对不同价值观的审视，并表达了对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的驳斥——“世界之所以充满冲突，源于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错误的。 他提出了此种观点——我们需要讨论价值的“客观性”，价值的“客观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价值应当具有普世性，正如很多价值具有而且必须具有区域性特征一样。 当然，虽然价值的普世性可以讨论得出，但“我们不能期望人类可以最终达成共识，对各种价值作出评判和排序”，这是作者重回对话模式的原因。 作者在第一章中以19世纪著名探险家伯顿为例，描述了一个将世界主义与反世界主义混合一体的矛盾人物：伯顿足迹遍布世界各地，通晓39种语言，他对于国家认同和区域认同并无强烈感觉（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他能以极强的才能和广博的知识理解并融入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中，却时常表现出偏见与蔑视之情，毫无同情心，甚至于漠视他人的痛苦。 可见，对于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来说，理解他者仅仅是开始，重要的是要“对每个人类个体负有一份责任”，即践行世界主义的第一个基本思想。 第二章是有关实证主义对价值的哲学论述： 以下是实证主义的结论：每个人的基本愿望建立的基本价值各不相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无法用一种统一理性的标准对其差异作出修正，只能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 前期的论述过程是这样的： 观点：人的行为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况的驱动。信仰，是第一种心理状况，反映世界的实然性，愿望（激情），是第二种心理状况，反映世界的应然性。 信仰适用方向为适应世界，而世界又是满足人类愿望的，因此信仰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理性与非理性之分，而愿望只有被满足与未被满足之分。即信仰基于证据形成，由此可判断出是否理性，愿望仅关乎自身事实。 愿望不能作为依据，相反是行动之时，会根据我们对世界的信仰来筹划如何满足愿望 （eg：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如果我们激情是为了获得苹果，我们会根据信仰，到有苹果的地方去寻找，一旦寻找到我们希望获得的苹果，我们就能验证我们的信仰是否正确） 信仰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关，而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因此，信仰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儿愿望则没有正确与否之分，因其并非是对世界的认识。 而愿望又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eg：我希望有钱，这仅仅因为钱能带来物质利益，如果不相信钱可以带来物质利益，就根本不会希望有钱，因此，我对钱的愿望建立在一种信仰这种事实的条件之上） 这就可以说明，愿望可以从理性的角度进行批判，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批评愿望只有一种途径——去批评愿望所依据的那个信仰。 同时，如果剥离特定愿望的条件因素，就能得到我们称作“基本愿望”的东西。“基本愿望”的存在，不依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我们不能批评它们错误地反映了世界。这是愿望的基本特征。 并且，我们的基本愿望为我们确定了旨在达到的目标，信仰则确定了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因此，基本愿望没有正确错误之分，我们只能批评达到目标采用的方法，而不能批评确定的目标，即只根据事实确认真理，而这也是信仰的效用，如果相信某物，我的信仰又是正确的，就说明，这个信仰正确反映了世界的部分事实。 同时，除了事实之外，实证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价值可言，现实只会强迫我们相信客观事物的存在，但是却不会强迫我们产生针对某些事物的愿望，所以，当我们讨论价值问题时，实际上只是在讨论愿望之确定性的方式，比如民主的价值，实际上是我们期望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民主的环境里。 即 作为一种方式，某人希望所有的人都渴望获得X，因为他相信X是有价值的。 但某些价值也会维系于某些特定事实之上（eg：疫苗可预防天花，但天花若被根除，“我”就会放弃这种价值）。 同样的，如果有价值反映了无条件的愿望（即基本愿望），则这些价值也是无法被批驳的。而这些价值反映的基本愿望又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么它就具有一种普世意义了。（例如众所周知的普世价值）。 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价值的普世性被承认，但实证主义者并不承认会有某种理性基础能够确认价值的正确性。 由以上哲学论述可以看出，实证主义者得到的结论及他们对待跨文化现象里的多元文化环境里的价值的态度了，这种价值上绝对无法判断的相对主义自然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施虐者的价值态度，你不能说这仅仅反映他的愿望和价值，绝对无法评判吧。 当然，上述论述存在问题，即如果每个信仰都需要一个“赫然存在”的事实与之对应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仅要舍弃对于价值的信仰，还有舍弃对于可能性、数字、普世真理的信仰及其他类似存在，这并不是说实证主义没有关于数字、普世真理及可能性的理论，而是说一旦认识到面对不同的真理都必须区分其不同的情况，那么可观察之事实应与真理相符的观点就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并且实证主义很难回答如果确定认为一个信仰是否合理，那该如何去找到相应事实去佐证。 当然实证主义者又提供了另外一个解释，即如果认为某些信仰不合乎理性，且这种认定无法找到相应事实去证明，那么，这种信仰就是一种价值。（所以只能在价值与事实之间做二选一的选择） （eg：“看上去是绿色事物其实是红色事物”这个信仰不合乎理性，实际是说希望其他人不要希望把绿色事物看作成红色事物。） 现在来看，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理论之间，存在一种断裂的关系： 相对主义：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干预其他人的生活方式 实证主义：认为某物具有价值，大体等于其希望所有人希望拥有它。 实证主义的理论不承认价值之存在，而是当认为某物有价值时，便认为是希望所有人都希望拥有它，这便使“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具有帝国色彩的工具,陷入了独断的泥淖，那么这种立场便会排斥对其他文化的宽容。 而相对主义的理论认为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都具有主观性，这营造出一种宽容的假象，没有可以容纳彼此的共同世界，于是所有的对话消失一空，只是各说各话，那么这种交流毫无意义。 所以，在驳斥完实证主义理论和相对主义理论后，世界主义的理论便横空而出。 首先，当我们认为某种东西具有普世价值，足以成为一种基本的人类善行，那么意味着我们期望所有人都希望拥有它，而所有人也都期望其他人去希望拥有。 但如何让人知道这种东西值得去普遍拥有（即普世价值）呢？例如仁慈是一种优秀品质似乎是由仁慈概念自然衍生的观点，但实际上如何去认识依然是个学习过程，即便似乎它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价值特征，因为依然会有人不仅不赞同仁慈，反而认为残暴是优秀的、值得宣扬鼓吹的。 于是从单个人的描述开始，此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与愿望生活，并开始对各种价值进行描述，让另一个体根据描述来判断哪些事物具有价值。 溯本归源，当我们使用一些事实性词语时，词语本身之意义并不仅仅来源于大脑中的知识储备（“意义并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而很大一部分依赖于相关的社会环境。如此，这些事实性词语的意义原本并不归我们自身所拥有。 同理，当使用道德性词语时，既然意义并不存在于大脑之中，那么道德也并不存在大脑之中，所谓仁慈的概念，或者残暴的概念，均包含着某种社会的共识。 另外，在使用价值语言时，要注意它的语言属性：现代哲学在语言问题上的重要观点是，语言首先是一种公共事物，需要共同分享，那么起到评价作用的价值语言就主要是一种用于相互交流的工具——它帮助协调我们与他人的生活，帮助我们形成对于相关事物的回应。 于是价值语言的作用就凸显而出：它共同参与某个文化语境下的评价，帮助形成对世界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又反过来成为维系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方式之一。 最终，拥有这些共同的价值语言后，在世界主义的指引下，最终达到共同的认识，同时，即便无法达成一致，也有助于接受认识上的分歧，依然可以共存。毕竟所有的认识都是人类真理的组成部分。 其后的大部分章节大多转而采用了一种散文体的论述，讨论了不同文化的道德分歧、文化习俗、文化遗产保护、反世界主义、跨文化交流等问题。 粗略整理其观点； 区域性的道德分歧：道德是在具体环境中生成的，如果希望找出自己与别人的相同之处，首先要做的，是提取隐藏在具体道德背后的宽泛的原则，这双方交流中，这并非促成双方观念的统一，而是从背后的普遍原则出发来达成理解。 所有文化在其表达词语价值方面，都有足够的相交之处，这个现象构成跨文化对话的基础。 即便共同拥有一套价值语言，但依然可能会在给予不同价值以不同权重的问题上产生分歧（eg：关于死刑处罚的争议：共同：罪该当罚 分歧：罪该致死 与 可能杀死无辜之人） 即总结为三种分歧类型：1缺少共同的评价语言体系 2给予相同评价语言不同解释 3给予同一价值语言下的不同价值以不同权重 同时，作者也得出三个结论：1我们可以在不同意“为什么”的情况下，同意去“做什么” 2我们过分夸大价值认同中的理性的作用（起更多作用的来自于近来产生的逐渐被接受的新观念） 3大部分冲突最初并不是对峙的价值之间的冲突 跨文化交流：“任何地方的人类思维机制都是相同的” 进入跨文化对话的关键在于，参与对话的人必须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它们不必是人类共有的特征，只是特定人群共同拥有的特征。 反世界主义： 缺乏宽容精神的普遍主义，极容易转变为谋杀行为，坚持一种普世真理，可能导致再次出现大屠杀的惨剧（eg：在道德清洗的名义下施行暴力、在普世真理名义下进行杀戮等） 世界主义者也相信普遍真理（尽管不确定是否已经拥有全部的普遍真理，但并没有对目前指导生活的真理持怀疑态度），每个人寻找真理的过程异常艰难，但我们只恪守一个真理，即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义务，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世界主义与反世界主义的区别：世界主义提倡多元主义。很多价值都足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但不可能恪守所有的价值，因此和不同的人期待能够包容不同的价值 另一方面指哲学家的“可误论”：我们的知识是不完美的、暂时的，新的证据出现后，我们的知识注定被修改。 反世界主义者认为人类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且所有的差异都只是具体而微的。 （“他们面前的镜子尚未打破，这是一面完整的镜子：我们没有拥有镜子的任何一份碎片。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站在他们这一边，我们必须分享他们的镜中影像” 对新原教旨主义者的驳斥：“上帝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人民。如果他希望创造一个单一的乌玛社会，他就会创造出一个这样的社会，但是，他决定创造不同的乌玛社会，直至耶稣复活。每一个穆斯林都应当完全理解这一教义。建立在冲突之上的人际关系，是没有生命力的。” 浅池塘理论错误的假设和原则和道德世界主义： 作者举了《高老头》里拉斯提涅的例子，即他问他朋友，如果有个机会可以杀死远在中国的满大人并不受任何惩罚的获得一大笔财产，是否会去做？这个哲学问题与经典的“电车难题”类似，由此问题延伸引出了亚当斯密对 道德想象的局限性 的论述：一场地震席卷中国，欧洲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士得知后，感到悲哀，并对此事件的凄凉含义作出反思，甚至对地震之于世界贸易的影响作出思考，然而尽管如此，一旦思绪过去，他又将轻松的回到寻常生活里，而“如果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即便是极其微小的灾难，都会引起他更加真实的骚动”。 这反映了人本身的自私的“消极感觉”，但同时也体现“积极的原则”的可贵性——既不是人类的软性力量，又不是仁慈之心，却可以抵御最为强烈的利己主义，“它是一种理性、原则、意识，一种更具强制力的动力，是生长于内心的东西，是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和仲裁者。” 其后，斯密从道德心理的探讨转向对基本的道德问题的质疑，推理结果是：“如果我们依从感觉的力量行事，就会牺牲几亿人的生命，以挽救自己的一个小拇指。” 于是，这样的问题自然被提出“世界主义在看待我们对陌生人负有何种道德责任的问题上，似乎只是表达了一种华丽的抽象概念”“世界主义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将我们具体关注的范围，扩展到遥远的、一般意义上的‘别人’，并且，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我们的地球邻居，这种观念给我们一种温暖而模糊的感受，但是它绝对不会驱使我们发动一场战争” 这种质疑之声，归结于一点，即我们究竟要对陌生人承担多大的责任？ “浅池塘理论”提出一种观点：“假如经过一个很浅的池塘，看到池塘里有一个孩子快要淹死，我应该走进池塘，淌水过去把孩子拉出池塘，但如果这样做了，我的衣服会沾上污泥，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一个孩子的死亡，被认为是相当严重的事情” 于是昂格尔得出结论：如果不能尽快把自己拥有的财富都捐献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乐施会及类似机构，就是犯了严重错误，除非我确信损失一百美元要比30个儿童丧失生命更加糟糕” 作者认为昂格尔结论里透露出的宽泛原则和实证性强烈的假设都是错误的，辛格原则是“如果能用比较不坏的事情去阻止某个更坏的事情发生，你就应该去做。” 其中透露出一个强大有力的观点：你应当尽最大力量，将世上的不好事情降低到最低限度 这种原则在实际应用中是存在问题的，作者认为，“我们的道德本能与我们用来审视道德本能的原则相比，往往更加可靠。无数的原则告诉你是否应当去拯救那位溺水儿童，却没有一条原则论证过你的同情心是否合理” 而另外一种原则——“应急原则”：如果你是一个最有能力阻止坏事发生的人，而且这样做不会让你付出很多，那就去做吧。作者认为只在表面显得有道理，仅仅只是一个低层次原则，相比于对思考道德原则的产生的无意义的结论来说，确认价值往往更为容易（一个原因是验证原则比较困难，另一原因是我们对所做之事的后果并不十分清楚，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决定并不艰难，因为我们的根深蒂固的道德知识是建立在具体事例的基础之上的） 最后，世界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于是对于人权的概念就极为珍视，而人权及其他一些基本权利的保护机制主要来自民族国家，作者为之辩护的政治世界主义并不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为目标（会造成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1.公权力过于强大 2.容易忽略区域性要求 3会减少多样化的机构设置），而是尊重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前提是这些政治体制能给予每个公民应得的一切）。 并且由于接受民族国家，那么也就是接受了这种观念：“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与公正负有一份特殊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去确保所有国家尊重其公民的权利，满足其需求；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担起集体性的责任去改变这种政府”，同时，“我们的责任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独自承担重任。我们的每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但不能被要求得更多”（即基本责任） 无论我们的基本责任是什么，它必须与我们对亲近之人的温情相互兼容，即无论我们对位于他处的人负有何种责任，但它们都不会超越我对自己家庭、朋友、国家、甚至自己的生命承担的责任。 以及，我们对陌生人承担的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责任，都不能影响人类生活的多样化。毕竟并非所有价值都只有一个衡量标准。

　　《世界主义》读后感(五)：《世界主义》获多方好评

　　《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的作者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是作者的成名作，已经被译成13种语言，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声誉。

　　•2007年，《世界主义》获得国际关系领域图书的最重要奖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第六年度的亚瑟•罗斯图书奖，被认为是最近两年里出版的论述国际关系问题的最佳图书。

　　•2008年，作者因其在《世界主义》一书中所表述的思想而赢得布兰迪斯大学新近设立的约瑟夫•B.与托比•吉特勒奖，该奖项是颁发给美国或者国际学者数额最大的一笔学术奖。

　　•2010年，作者因其学术贡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Howard T. Behrman人文科学特殊成就奖。

　　•2012年作者获得了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授予的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表彰其是“一位在当代世界里寻求永恒真理”的哲学家，他的“本专业及跨专业的著述与论文，从道德与理性的角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及不断演化的群体认同之中每个人所面临的道德问题。”

　　•此次中文版的出版上市，其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非常可观，值得重点推荐。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胞，他撰写了一本重要的论著，论述人类和谐生活的宏大计划。它表述的核心思想，是用理性的方式，在世界人民中间寻求共同尊重和相互理解。他认为，跨越界限的对话，确认对于他人的责任，是改变世界面貌的宜人方式，尽管这个世界仍然充斥着狂热与偏执。本书所传达的信息，与联合国工作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因此，我希望它的声音可以在更远、更广泛的范围内被人民听到。

　　——科菲•安南（前联合国秘书长）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是普林斯顿大学最为知名的学者，也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一方面，他的世界主义视野以及蕴藏于其中的道德价值观，有助于引导我们大学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他的思想适用于整个世界，它向有关身份认同、忠诚等概念的传统认识发出挑战，并且构筑成一套完整的新思想。他获得了全国人文奖章，我为他感到高兴。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雪莉•M 蒂尔曼

　　《世界主义》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它重新发掘了道德与政治思考的古老传统，论证了这一传统与当今世界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民族报》约翰•格雷

　　《世界主义》表述了……内容广泛的问题，从讲述个人历史入手，文风有趣而生动……阿皮亚在处理他所探讨的问题时，显示出惊人的理解力和冷静的头脑。

　　——《新共和》托马斯•纳格尔

　　在对全球道德问题作了激动人心的思考之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皮亚提出如下的古老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而显现出急迫性：成为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具有的共同人性，意味着我们对陌生人承担何种责任？阿皮亚综合运用自传、史实、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资料，给出了他的答案。作者的父亲是一位非洲人，母亲是一位英国人，作者本人在加纳长大成人，在英国接受教育；这一切十分符合本书跨越界限的主题特征。本书的主题是重新思考世界主义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延续数个世纪的悠久传统，它主张人类更大范围的融合，拒绝部落文化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思考的两个主要线索，一个是强调全球化责任，另一个是强调尊重区域差异，有助于构筑两方面的平衡：既要保护区域性价值和社区的存在，又要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标准。通过讲述轶事和论证相关原则，阿皮亚试图找出一种道德范畴，它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在这种世界主义看来，个人可以具有多种身份认同并保持其忠诚性，并且通过对话与发现，构筑开明的全球化社区。

　　——《外交事务》G 约翰•伊肯贝里

　　阿皮亚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阐述了在当代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里，我们应当如何关注与美国政策相关的道德问题。根据历史的经验，以及本人犀利的思考，阿皮亚提出了创建一个宽容与充满人文关怀的国际环境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外交事务》的编辑詹姆斯•F 霍格

　　奎迈•阿皮亚撰写的这本书，是珍贵的稀有之物；即便是外行，阅读这本哲学著述也能带来愉悦和启智的感受。阿皮亚的行文极具魅力，他有趣而坚定地利用多种方式表现所要论证的主题，从而达到他的主要目标：重新思考普世价值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导致基本的共同利益逐步取代差异化的文化。这本才华横溢的哲学著述，也是一本全球历史著述，面对21世纪以来似乎一直威胁着西方世界的暗淡前景，本书发出催人警醒的挑战。对那些即将承担责任并施展其领导力的下一代人而言，本书尤其值得一读。

　　——布赖恩•乌奇哈特

　　阿皮亚本人就是按照自己倡导的世界主义精神生活着，他尊重差异，却不盲从。他敦促人们按照道德规范行事，但不伪饰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终，他以讲述故事和论证原则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在保持普世价值与个人需求之间的脆弱关系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更好。

　　——《来自地狱的问题》一书作者萨曼塔•鲍尔

　　《世界主义》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选用了一个意义混淆的习语，在我们这个多媒体的时代里，这个习语表达了展示时代性质的主题，作者还运用广博的历史知识予以诠释。所有内容均以无所顾忌的幽默笔调加以传达，同时，还深切关注历经演化过程而保留的人类价值。

　　——纳丁•戈迪默（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阿皮亚……不仅具有才智，而且也具个人原因，来思考这个问题：文化需求的满足并不总是表现为冲突……（他）的著述充满理性，很有说服力，具有征服人心的魅力。————《波士顿星期天全球报》

　　《世界主义》读后感(六)：全球化时代的道德选择

　　英文“cosmopolitan”（世界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kosmopolitês”（世界公民），公元前四世纪的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公开宣称“我是世界公民”，以此来拒绝对城邦的服务。经过斯多葛学派的阐释，世界主义表达了对相同人性的理解以及共同生活的理想。两千多年后，人类生活在民族国家分立的世界，忠诚于区域的观念与世界主义的理想之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越拉越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阿皮亚教授的著作《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下为《世界主义》）巧妙地避开对世界主义确定意义的讨论，从道德的领域思考全球化的影响。

　　阿皮亚没有像强势世界主义者那样咄咄逼人，在他看来，尊重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才是沟通与对话的基础。然而世界主义毕竟不同于多元主义，它坚持某些基本价值。为此，《世界主义》专章驳斥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对价值的放逐，实证主义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承认价值的存在，而当它认为某个事物具有价值，就以为所有人都能拥有这一价值，这样反而陷入了独断的泥淖；相对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都具有主观性，在宽容的假象中，所有的对话容易变成各说各话，没有了一个公共的世界，讨论将是无效的。

　　除了上述“逃离实证主义”这一章比较学术化外，《世界主义》大多章节采用散文体，在论证中其中不乏轶事的讲述。在谈到接受阿善特部落国王觐见时，作者就这样说道，“我的身份是：我父亲的儿子、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荷兰杜松子酒的携带者、一笔钱财的赠送者”。阿皮亚的父亲是非洲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他本人在非洲加纳长大，留学英国，当下是美国学界的明星学者，正是这样的家世和个人生活经历让他成为世界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世界主义表明的是一种伦理态度，而不是伦理命令，会不会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是由境遇、观念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所以作者坦言无权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世界主义者。摩门教教徒的生活完全秉持封闭的价值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实是人类社会已经卷入全球化，大多数人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不同文化之间引发的冲突并不少见，但阿皮亚认为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可以在不同意“为什么”的情况下，同意去做什么；价值认同过程中也并不仅仅是理性在起作用；大部分冲突最初并不是相互对峙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对于跨文化交流，世界主义并非要同质化，而是在赞同多样性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当想象陌生人真实地站在你面前，一切都有可能，理解终将达成。强调想象力，正是基于人类的同理心――任何地方的人类思维机制都是相同的。

　　19世纪著名探险家伯顿通晓39种语言，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虽然能很快地融入异乡的生活习俗之中，但从未表现出任何同情心，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漠视别人的痛苦。伯顿体现了世界主义与反世界主义的混合，而对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来说，理解他者仅仅是开始，“我们对人类每个个体负有一定责任”才是核心。根据这个原则，《世界主义》探讨了“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反世界主义”等诸多全球性议题，重点是“饥饿儿童”，作者把其与责任的边界联系起来。

　　责任的边界在哪里？道德义务如何避免伤害到他人和自身？同样是世界主义者的辛格设置一个假想的实验，假如你经过一个很浅的池塘，看到池塘里有一个孩子快要淹死了，即使你穿着一身新买的衣服，也会不假思索地跳进池塘去救这个孩子，不会在意弄脏衣服。随着问题不断地强化，到最后辛格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能尽快把你拥有的财富，都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乐施会及类似的机构，你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阿皮亚认为我们当然会救起身边落水的儿童，但浅池塘理论的假设和原则是错误的。保护人们基本需求的主要机制应该是民族国家，我们有责任但不意味必须要独自承担重任，而且也不能通过牺牲自己的全部来填补别人的错误――“如果这么多的人在世界上都没有承担起这样的义务……我也不能要求通过破坏我的生活来收拾残局”，我的生命也需要得到尊重。

　　世界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全超越自身的精神，也不是美轮美奂的乌托邦，它追求一种普遍的伦理关怀，却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处境和生活。（作者：孙山）

世界主要港口|《世界主义》经典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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