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五老”探源
2007年2月，《百年潮》刊登了奚景鹏撰写的《1936年吴玉章没有在保安欢迎斯诺》一文。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同时联想起有关中国共产党“五老”的一些值得考证的问题。
“五老”称谓始于何时
肖显社写的《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一书叙述斯诺到保安时，“中共著名的‘五老’(即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也特来表示欢迎”，似乎告诉人们，“五老”的称谓早在1936年7月就已经有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从年龄看，究竟多大岁数才算“老”?根据肖显社的书里所说：“在当时的战争环境条件下，50岁以上就应当称‘老’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徐特立1877年生，吴玉章1878年生，谢觉哉1884年生，董必武1886年生，林伯渠1886年生，1936年以前，董老、林老尚未满50岁，不可能提出“五老”的称谓；1936年7月斯诺到保安时，五人确实都满了50岁，但吴老正在法国巴黎负责出版《救国时报》，当时也不会有“五老”的称谓。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祝贺徐特立六十诞辰，写了一封信，称“徐老同志”，赞扬徐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高贵品质，并祝愿徐老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信中没有提到其他4位老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4月吴玉章回国，途经武汉、重庆等地，于是年9月第一次到延安，参加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又回到重庆，1939年11月再到延安。这时，吴玉章的六十大寿已过去一年多，但是，中共中央于1940年1月15日仍为他召开了庆贺六十寿辰的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作了祝词。毛泽东不仅高度赞扬了吴玉章的革命精神和业绩，还明确提出了“五老”，他说：“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文集》时，把这篇祝词收入第二卷，并作了注释：吴老指吴玉章，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徐老指徐特立，当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据上所述，我认为准确地说，“五老”的称谓是1940年1月15日由毛泽东提出，此后一直传颂至今的。
“五老”称谓的
主要内涵是什么
我认为，毛泽东不仅仅是从年龄上提出“五老”的称谓，更重要的是指五位老人对人民和革命的贡献。他在给吴老六十大寿的祝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他又说；“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了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就是说，老人可贵之处在于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艰苦奋斗一辈子，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中国革命的老前辈。这是“五老”称谓的主要内涵。
大家知道，“五老”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斗争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他们又是同情和向往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他们把它看做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如饥似渴地学习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入党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可见，“五老”是革命老人，毛泽东提出“五老”的称谓，是对“五老”的革命精神和业绩的尊敬和表彰。
为什么要提出“五老”
我认为，这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
第一，教育新党员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全国的党员只有4万余人，而且主要集中于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在国统区，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全民抗战中，党的领导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发展党员。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发展到50万人。为了教育新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和信念，增强党性，提高战斗力，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努力。1939年5月30日，陈云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学习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共党员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不到一个月，在庆贺吴玉章六十寿辰大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五老”，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业绩，号召全党同志向他们学习。
第二，教育爱国青年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克思列宁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lO余所学校。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经常去作报告，教育这些革命青年“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1940年1月，毛泽东又号召大家学习吴玉章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在全党和革命青年中树立榜样。
第三，教育全党在复杂形势下坚持奋斗的需要。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如何正确看待形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战阵线可能发生内部分化，出现暂时的、局部的妥协，但抗战现已发动起来，在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可以冲破一切障碍，继续前进和发展；在复杂的斗争情况下，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坚持奋斗下去，号召青年“要跟这些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1940年1月，毛泽东提出“五老”，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努力奋斗。
总之，毛泽东提出“五老”，是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教育全党，特别是青年在复杂形势下，为抗日救国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五老”称谓的几种提法
目前，就我看到的书、报、杂志上，涉及“五老”称谓的有三种提法，即：延安“五老”，中共中央“五老”，中共“五老”。尽管提法不同，但都是指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五位革命老人。我认为，延安“五老”和中共中央“五老”这两种称谓，都不够准确。
就延安“五老”来说，虽然他们都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但其中董必武大部分时间不在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1938年起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1939年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曾兼任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部长，较长时间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谈判；1946年起，主持中共中央南京局工作，兼任南京局地下工委书记，仍然战斗在国统区。直到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后，董必武才于1947年3月7日撤离南京，飞返延安。
至于中共中央“五老”，顾名思义，至少应该在提出“五老”的称谓时，五人均系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38年底，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共中央委员。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徐特立为中共中央委员。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选举谢觉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事实上，早在七大前已有“五老”的称谓，徐老和谢老那时还不是中央委员。所以，称呼中共中央“五老”，不很确切。
中共“五老”，这是肖显社《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中的提法。毛泽东在前述祝词中提到“五老”的时候，曾说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重的老人，还说吴老是“我们党的光荣”。我认为，这些话足以说明“五老”是中国共产党的“五老”。大家知道，“五老”早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都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董必武1920年参加早期中共党组织，林伯渠1920年8月参加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吴玉章1925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谢觉哉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徐特立1927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可见，称中共“五老”，是比较恰当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五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虽然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五位革命老人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逝世，但全党和全国人民仍然怀念他们，永远向他们学习。
http://m.cubkforchild.com/glwx/10257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