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
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为重要内容和理论指导的意识形态。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冲击与挑战，推进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和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核心。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遭到侵害或破坏，这个国家的安全就不可能得到保障，实际上等同于失去了国家的独立。因此，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对于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意识形态在凝聚人民的向心力、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排除各种因素干扰、保持社会的合力和稳定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看，意识形态在离散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颠覆一个政权乃至分裂一个国家等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能量。意识形态是国家、民族文化的灵魂，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弱就是国家的强弱。
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单单依靠国防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核潜艇、航空母舰和战略导弹力量都是硬件，没有强有力的软件支持，硬件是无法发挥作用的，甚至可能会被敌方的软件所俘获和掌控，造成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结局。
美国在军事上轻易地打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文化攻势并没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使得真正的胜利遥遥无期。前苏联在军事力量方面是超级大国，但由于其意识形态的衰败，国家竟在瞬间四分五裂。而由于普京成功地唤醒人民的民族意识，俄罗斯又能在短期内从一个休克疗法中混乱不堪的二流国家变成一个不可小觑的世界强国。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是非常危险的，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主要问题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现象，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思维方式、观点信念、理论体系、生活方式、舆论环境等形式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任何意识形态的问题都是社会现实矛盾的折射。问题总是在现实中出现，总会历史地得到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是如此。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全球化与西方国家的渗透
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运动员兼裁判员，与我国进行着意识形态上的不对等竞争，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形势下企图实行以“普世价值”为旗号的文化霸主统治。他们惯于在经济上以小人之心做了精密的盘算之后再抢占道义的制高点，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和西方生活方式，遏制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直接威胁中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不少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甚至动摇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不少人开始信仰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已开始影响甚至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
（二） 网络文化的挑战
网络文化所具有的自由、快捷、开放、渗透、流动、扩张、无序等特性，使得社会舆论导向控制和管理难度加大，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凝聚能力下降，意识形态对不同文化层面引导整合的难度加大，给意识形态引导舆论导向、传播健康文化、整合不同文化的功能带来新的挑战。
我国在世界网络文化信息的交流中处于信息劣势，信息自主权和国家的文化利益面临威胁，社会群体舆论的引导力下降，宣传度和影响面降低，导向功能有削弱之势。不仅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活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利用互联网大力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正如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而且极端个人主义、低俗颓废的黄赌毒等也借助互联网肆无忌惮地传播。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潜在的威胁，充分利用信息交流平台，使主流意识形态在各种信息传播平台上坚守阵地，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维护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三） 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利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和利益保障机制，这部分人难以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如何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构建广泛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社会阶层分化和多样化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也使得社会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在给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又诱发出对核心价值和公共道德的怀疑，从而产生出诸如拜金、享乐、利己、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这种现象如不及时遏制，将会削弱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消解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危害国家长治久安。
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坏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腐败与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严重影响党群、干群的关系，进而使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危机。此外，一胎政策所产生的独生子女由于道德教育的不足，也导致了“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的渐微，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也很不利于意识形态的建设，对此我们也不能忽视。 （四） 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依然比较陈旧，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未能体现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地位的变化，在从阶级斗争到和谐社会的转变方面理论领域的调整不够，敏感性不强。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严重影响了意识形态对外来挑战的抵御能力。
由于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不够，常导致一些干部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成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诱惑的俘虏。此外，我们在处理各类常规或突击检查验收时，重形式而轻内容，考评任用各级领导干部强调的只是业绩（经济效益），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所有这些可能使人感到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这也导致了意识形态工作主体陷于被动状态。
三、构建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
面对西方“西化”和“分化”战略以及意识形态的渗透，我们必须引起高度警觉。正如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以，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刻不容缓，而构筑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尤为紧迫和必要。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并且强调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作为一个宣传工作者，我在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后有如下粗浅的体会：
（一） 坚持中国特色
习总书记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
这已经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形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有很多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礼运·大同篇》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施无吝心，仁厚之教也。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2]，这无疑是孔子所憧憬的梦；而且蕴含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大同世界也是中国人历来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理想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天然契合，当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才会那样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孔子也明白天下的财产“非是藏之为己，有乏者便与也”，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是很遥远的，所以他退而追求小康[4]。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以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提下，踏踏实实地搞好经济建设，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结合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及当前中国国情（实际情况），构建比较健全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二） 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习总书记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地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5]。
洋为中用，我们已经做得很多，也做得很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不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交融与冲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激烈。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意识的多元化有利于理论创新，有利于文化繁荣，但是也面临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最不“普世”的东西，因为作为运动员兼裁判，他们手中握有双重标准的利器：对于叛逃到美国的前苏联间谍，自由和人权是“普世”的，但对于躲在莫斯科机场内的美国间谍斯诺登，自由和人权就不“普世”了。亨廷顿说美国的普世主义“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6]；“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它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7]；“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它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而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8]；“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大文明间的战争”[9]。所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坚不可摧，而仅仅是靠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将破绽掩盖起来而已，谁都可以捅破它的西洋景。 因此，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元化和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多样化的关系：一方面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和而不同”的方针，提倡互补和融合，尊重差异，相互包容；另一方面，对于意识形态的挑战又要坚持批判和斗争，不能只限于招架，该出手时就出手，揭露其虚伪性与欺骗性。
要保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整合作用，使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更加稳固、更加安全，就必须按习总书记所说的对我国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充实和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
在3月17日举行的李克强答中外记者会上，总理将自己个人经历总结为“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虽然这九个字不是典籍上的原话，但其中包含了深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大道”在上面的引文中已经表明是中国的传统理想，“大”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中国人从小就被教导说要立大志、识大体、大公无私、大义凛然、目光远大，但前一段“大”受到了批判，认为“大跃进”、“假大空”就是中国的特点，结果很多人热衷于“大”的反面，沉沦于《毛毛雨》、“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这样卑微猥亵的境界。所以，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回归中华民族传统的“大”，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0]，“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11]，“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12]，“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为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3]等。相传林则徐作为座右铭的“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正可诠释中国文化之“大”。
关于“大”的反面，托克维尔说得好：“只要人们不习惯于将自己的主要希望置于长远的目标，他们自然就想尽快实现眼前的一些小欲望；而对永生表示失望以后，他们急于追求现世幸福的那个样子，就好像他们只能活一天了似的”[14]。“大”就是放眼长远，牺牲暂时来服从长远，“远谋，谓不为一时之计，而为长久之规也”[15]，中国人重勤俭、重积德、重子孙就是这种文化心态。“小”就是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不管将来的后果，作奸犯科、享乐主义、透支消费、破坏环境就是这种文化心态。我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絶不应该沾染这种轻浮颓废的习气。
关于“民为本”，以前一般的解释仅仅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只是从反面来说明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潜在威胁。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有其深刻的内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7]，“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8]，是将人民置于政权和统治者之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9]，“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20]，这是警告统治者不可对人民的利害喜忧置若罔闻。“政在养民”[21]，“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22]，这是将民生作为行政的最终目的，统治者若违背了这一原则，就失去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23]，“残贼之人，谓之一夫”[24]，民众便可得而诛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5]，表面上像是神话，但社会的安定确实取决于人民最基本的要求能否得到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首相迪斯累利说，“如果农舍里的生活悲惨，宫廷就不安全”[26]，这也可看作对“民为本”的反面的注释。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发点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正是“民为本”的现代版，反观西方自亚当·斯密就注重财富，现代的西方的执政者要交出的成绩单就是一系列的经济数字，“利为本”就是西方的核心价值之一，乃至要“擅天下之利”，占尽天下的便宜。所以，“民为本”正是我们所要实行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利天下”正是中国文化之“大”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很多人庸俗地将此理解为要当官捞取天下。这是由于他们的小学（文字、训诂、音韵的基础知识）不过关的缘故。在这里“治”和“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统治”和“平定”，“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7]中的“治”是与“乱”相对的，是“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28]所指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在这里的“平”不是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荡平”、“踏平”，而是指平安、太平，即“章明己之明德，使遍于天下”[29]。
针对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国外有人说中国希望的民族复兴就是重新成为天朝上国，让全世界都来俯首称臣、朝觐纳贡。无论这是出于不理解或者是故意曲解，都与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有关。上个月习总书记访问中亚各国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除了其具有政治经济方面重大的战略意义之外，也具有以正视听的重大意义。我们还应该宣传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比起哥伦布或麦哲伦的船队要强盛得多，但是中国的舰队从未占领海外的一寸土地，六百多年过去了，在东南亚各地还有不少郑和庙、三保井这样的历史遗迹，甚至有三保山、三宝垄这样的地名。反观哥伦布或麦哲伦的远航，他们的来到使当地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土著居民有可能出于自愿来建造纪念他们的建筑物吗？
我们的宣传不能仅限于这两段历史，更要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和平的特点昭示于世人，以前一些对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是轻率、短视和令人痛心的，今天必须亡羊补牢。“利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过去有的人随声附和地否定掉一些可贵的传统价值，例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30]一直用来作为封建统治的无孔不入来加以批判，但偏偏没有看到它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31]文王宣称必须将他所辖境内的枯骨都当作他的远亲加礼葬，这才是“王土”原始的意义。杜甫家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掉，又被“南村羣童”哄抢而去，弄得一家人“长夜沾湿何由彻”，他没想到应该首先夺回茅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自然地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张载更提出“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32]，这就是中國传统文化的“利天下”的胸怀，与西方“擅天下之利”的“利为本”有天壤之別。 （三）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整合作用
习总书记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33]。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较量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宣传能力的较量。对于某一个社会现象，如何让广大公众按传播媒体的引导而熟视无睹、或“十分关注”、或“全力支持”或“极其愤怒”，西方的掌权者和幕后的利益集团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爱因斯坦上个世纪初就发现，“报纸对社会舆论产生了过多的影响，而报纸多数是由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34]。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说：“广告的任务就是侵蚀我们所孜孜以求的自由市场……当被授予推销总统候选人的任务时，公共关系行业自然会借助它们销售商品的手段。在破坏市场规则的过程中用过的欺骗手法再次被用在扼杀民主制度上了”[35]。美国在国外的做法是：“美国欢迎‘民主’，但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按常规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让那些支持美国目标的上层人士进入统治集团”[36]；“熟悉历史的人都不会奇怪民主赤字越来越高的美国还宣称要履行‘弥赛亚使命’，给苦难的世界带去民主。霸权者常常使用各种暴力来展示自己高尚的目标，美国推进海外民主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国外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轨迹’：如果而且只有民主符合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它才会被美国认可”[37]。他就清楚地看到美国如何得心应手地用“民主”的广告作用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曾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承认“自由越来越被界定为集权利和应享有权利之大成，以及准许任何形式的自我表述和满足。对社会做出自愿承担的或社会期望的服务的思想已经不吃香了。因此个人自由实际上成了毫无约束，只有在法律上认定为威胁到某个其它人的实际的或物质的安全的情况时除外……总的来看，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38]。但他没有承认，美国正是依靠这些大众媒介所传播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而攻心为上，兵不血刃地击垮了超级大国前苏联。
为此我们必须加强传播媒体的管理，加强传播媒体从业人员行业道德的规范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传播媒体实行思想政治上的引导，以对抗西方咄咄逼人的“普世”攻势。决不允许我们的媒体传播颓废、低俗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内容，更不可开门揖盗，替人宣传什么“中了几千万美元的抽彩”之类的花边新闻。
“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39]，这是尧对天下的责任感。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40]，作为执政党，一旦“有一民饥”、“有一人寒”，我们就要负起扶贫助困的责任，而且要检查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有了什么疏漏；一旦“一民有罪”，“一官贪腐”，我们在依法处置之余，也要检查我们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位了没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又一例证。
“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41]，这种说法当然是偏激之辞，但以往在我们的媒体上看到层出不穷的明星大腕的逸事或绯闻时，我们的青少年不会把这些当成人生的理想吗？我们的电视在介绍古董的鉴定之余，还附加地介绍你一旦发现真品时应如何不动声色地“稳住”卖主，让他以为他手头的只是众多的赝品之一，最后再压低价格买下它。日后广大的观众中如有人在其他领域内坑蒙拐骗犯了罪，我们的媒体是否应该说“此我陷之也”呢？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习总书记关于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的有关指示已经初见成效，在我们的宣传领域出现了提倡传统道德、推选最美的道德模范、反对餐桌上的腐败、举办汉字听写大会等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提升受众民族自豪感的新气象。但这些仅仅是开头，为了民族的复兴，在从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年代过渡到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在构建反映社会生活新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们任重道远，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新华网北京8月20日电.
[2]《礼记·礼运第九》.
[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
[4]《礼记·礼运第九》孔颖达疏.
[5]新华网北京8月20日电.
[6]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八章“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第一节“西方的普世主义”.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章“普世文明？”第二节“普世文明：来源”.
[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二章“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第二节“文明之间的关系”.
[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十二章“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第二节“世界之中的西方”.
[10]《》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
[11]《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12]陆九渊：《象山集》卷二二“杂说”.
[1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第十七章“为什么在平等和怀疑盛行时期应当把人的行动目标放长远一些”.
[15]朱熹：《诗集传》卷十八《大雅·抑》注.
[16]《孟子·盡心下》第十四章.
[17]梅颐：《孔传古文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18]梅颐：《孔传古文尚书·虞夏书·大禹谟》.
[19]《孟子·梁惠王下》第四章.
[20]《韓詩外傳》卷四.
[21]梅頤：《孔傳古文尚書·周書·泰誓上》.
[2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23]梅頤：《孔傳古文尚書·周書·泰誓上》.
[24]《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
[25]《六韬·文韬·文师》.
[26]轉引自Howard J. Wiarda：《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硏究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27]《礼记·大学第四十二》.
[28]《易·繫辞下》.
[29]《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孔颖达疏.
[30]《诗经·小雅·北山》.
[31]《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
[32]张载：《西铭》.
[33]新华网北京8月20日电.
[34]爱因斯坦：《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1921年.
[35]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第六章“推进国内民主”第四节“‘对公众的欺骗与压制’”.
[36]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第四章“推进他国的民主”.
[37]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后记.
[38]布熱津斯基：《失去控與：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第二部份“政治覺醒的深遠影響”第二章“豐饒中的縱欲無度”.
[39]刘向：《说苑·君道》.
[40]《论语·尧曰第二十》第二章.
[4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卷二·政治的哲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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