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要案侦破纪实]大案要案背后的专案组
据2013年3月监察部网站公布的中纪委办案流程，中纪委办案分五步：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以及移送审理。到了立案、调查阶段，就会出现两个关键词：“双规”以及“专案组”。官员一旦被“双规”，就是说明已经被中纪委掌握了部分违纪证据。然后，按照案情的复杂程度开始成立专案组，进入“专案组”参与办案的人数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上千人。光靠中纪委的人手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其他系统，比如公安、检察院调人。此外，还会从地方省纪委抽调人员进入“专案组”。在某些大案中，出于回避原则，异地调动纪委力量的情况也很常见，如陈良宇案，当时许多专案组成员是从吉林、江苏等异地纪委抽调来的。
“4·20”专案组内鬼放走赖昌星
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列为中央直接抓的重大案件，此案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经济大案，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为厦门远华案专门成立的“4·20”专案组是由中纪委牵头成立的规模最大的专案组之一。专案组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任组长。全国的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税务等相关部门的精兵强将陆续进驻厦门，全面查处此案，办案人员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
专案组一切行动都要保密，成员动向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能告诉。即使这样，工作也常常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在远华案中，专案组第一次抓捕走私集团头目赖昌星时，就因内线走漏消息而失败。在第二次抓捕行动中，又因警方一位高层领导通风报信，使得赖昌星再次漏网，逃往加拿大。
据孙金全《纪检监察办案策略与艺术》一书披露，专案组在内部概括时会将办案称为“241”工程。其中“2”是指打掉审查对象的两道防线——心理防线和实体防线；“4”是说在办案时采取四个操作步骤，即捉心、攻心、突破、拓宽突破口；“1”是指要达成一个最直观的目的，就是使办案对象感到，说实话对自己才最有利。
被业内人士称为“摧毁犯罪心理最后一道防线的狙击手”薛宏伟，在2000年被中纪委抽调至厦门，参加远华案的办案工作。据报道，在预审工作中，薛宏伟曾审讯了一个名叫王刚的重要嫌疑人。警方掌握的线索是，王刚先后收受500多万元的巨额贿赂，并将部分赃款用于投资。遗憾的是，在警方抓获王刚之前，王刚已销毁了关键证据，并将几个至关重要的关系人偷偷送往了国外。王刚到案后，先后接受过几十次不同级别的审讯，都没有交代问题。临危受命的薛宏伟接手案件后，和王刚接触了一星期，开始了独特的审讯。
薛宏伟对王刚说：“我手上有一封信，对你很不利。你若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信是什么时候写的，用的是什么信纸，信上写了什么内容。”事实上，信倒是真有，不过这封信已经由王刚委托一个叫姚明海的关系人烧掉了。凑巧的是，薛宏伟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接触到了姚明海，当时姚明海谈了很多关于王刚的事情，其中就提到了那封信。薛宏伟便巧妙地从姚那里套出了信的内容、写信时间以及所用纸张。
薛宏伟不容王刚喘气，接着说：“你的女友马丽怀孕了，对不对？”王刚闻言大惊失色：“这件事连我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知道，你怎么知道的？”第三天深夜，王刚在号房里大喊着要见薛宏伟。当晚，他便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当问及行贿人的姓名时，他又涕泪交流，闭口不谈了。
薛宏伟义正词严地对王刚说：“谁给你送钱我早就知道了，之所以让你自己说出来，是为了给你一个争取宽大的机会。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将此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反过来扣在你面前的这张桌子上，你讲完那个人的名字后，可以将纸翻过来，看看上面写的名字和你讲的是否一样。”薛宏伟说完便找来一张白纸，刚欲提笔往上面写字，王刚便绝望地呜咽道：“求你别写了，我什么都说。”
破获北京建国后的第一爆炸案
除中纪委外，经常见诸媒体的还有公安部在查办大案要案时成立的专案组。1980年10月29日下午18时15分，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突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一人，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又有9人死亡。案件震惊国内外，因为类似性质的事件还属建国以来首次，时间上正处于即将审判“四人帮”前夕。其后北京市警方又收到署名“史秋民”、“悬崖人”发来的恐吓信，扬言“要制造比北京火车站爆炸案大七七四十九倍的事件”，“下次爆炸将在外宾中发生”。于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铁路公安处共同建立专案组，抽调了超过580名刑侦技术人员，只用八天时间案件就被破获了，此案原来是由一名失意青年策划的自杀性爆炸事件。
近年来由公安部牵头成立的专案组，影响较大的就有足球界反赌扫黑的“8·25”专案组、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的“3·10”专案组、湄公河“10·5”专案组等。
从广义上说，由几个人组成的办案组都可以叫做专案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专案组指的是不同于常规情况下的办案组织，其不同之处在于往往由领导牵头专门办理某一个案件，成员在办案期间全部或者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办理某一案件，同时集中了精干警力，所以办案效率很高。但这种办案形式也容易导致行政与司法不分、控诉与审判不分等弊病，会出现错案无人负责的局面。
令人谈虎色变的“文革”专案组
专案组办案效率高，能胜任特大案的需要。但历史上还曾存在过一类专案组，如中央苏区时期的“打AB团”、延安整风时期的审干运动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这类专案组往往令人谈虎色变，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是在1966年5月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的，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其权力超越当时曾经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更是远远大于公检法机构。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随着斗争的深入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中央专案组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一办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下属彭真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等等。二办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下属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等。三办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下属多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等等。
在“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据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介绍，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
在诸多专案组中， “刘少奇专案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专案组最后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
专案组是如何取证并审理的呢？据黄峥在《“刘少奇专案组”始末》一文中介绍，取得证据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信。
1966年12月下旬，在还没有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江青、康生等人在不同场合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1968年3月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说： “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得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者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回原单位挨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领导班子换了三次，有两人被关进监狱。
专案组还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辩护、申诉。专案组在存在的3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申述。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出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
为获取口供，专案组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一批人。其中有很多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据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64人。至于因专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贺龙专案组是“二办”的第一要案，由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又下设十几个专案组，如“王尚荣专案组”、“许光达专案组”、“廖汉生专案组”等等，这些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等方式进行审讯。据贺晓明在《贺龙元帅的最后十年》一书中记述：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整宿整宿不能睡觉；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顿星云因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被迫害最惨的是许光达大将。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他趴下去舔了吃。他多次被打手们打得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1969年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许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在之后的第三天，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与之类似，“文革”中其他专案组也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
“文革”结束后，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领导以一些案件经过主席批准为由，拒绝向组织部交出这些案件的档案材料，在胡耀邦、陈云等努力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专案组终于不得不将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一系列冤假错案开始被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不久，中央专案组被撤销。
（参考资料：《中纪委办案流程全解析》（《壹读》2013年第19期）；《专访国内顶级测谎高手：让厦门远华案要犯开口》（《南京晨报》2005年3月2日）；《中纪委五招抓贪官》（《环球人物》2009年第26期）；黄峥《“刘少奇专案组”始末》（《党史博览》2000年第7期等）
http://m.cubkforchild.com/wlwx/1055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