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新女性》的影评10篇
《新女性》是一部由蔡楚生执导，阮玲玉 / 郑君里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女性》影评(一)：“新”在何处
初看电影《新女性》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女主角在不知对她有企图的王先生已有家室的情况下，依旧宁愿选择沦为妓女卖身赚钱以挽救女儿的性命，却不肯屈从于王先生接受他的追求呢？在我们习惯性的观念里，上天可以对一个有道德观的女人最严厉的惩罚，无非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沦落了贞操为妓吧。
后来经过同学的提醒，我渐渐明白，或许韦明宁愿做妓女而不接受王先生，自是有她的道理的。电影《新女性》是阮玲玉一生中所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也为人所评价为与她最为相似的电影；女主角的悲惨身世和痛苦经历，注定了她最后无法得以善终，这社会和那些附属于它的无形条约对女性造成的束缚，更是加剧了其悲剧的演化。真实生活中的阮玲玉，笃信爱情而跟随自己的意愿，再也不会为金钱和其他诱惑所左右的；而电影中的韦明，尽管在常人理解来再也不该为了金钱而出卖身体，但是她实际上却是选择遵从了自己的意愿：不愿一生屈活在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的管辖之内。宁可出卖肉体，也不愿违背灵魂，与我们早已公共认同的道德观背道而驰，也便是点名了片题《新女性》的真正涵义吧。
这不禁要牵引到另一个看似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则与意愿，二者孰为轻重？
在面临此二者之间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放在理性的角度上选择原则；因为原则往往代表了社会对人的评价，更倾向于体现人的社会性而非自然性质，可以说是一个人能够在这世上立足的根本。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贞操观于女人无疑几乎是最重要的，或许这也是韦明不愿告诉她在上海生活中的亲朋好友任何一人自己的过去，也从未有人知晓她有一个女儿的原因吧。贞操观对于女人来说，正如同社会中的一切衡量价值，一旦被评价为无贞操观的女人，用怎样狠毒的语言来攻击她亦是不为过的。然而韦明不是愿意屈从于这约定俗成的标准的，同样她也不会允许自己因为这浅浅的“德”一字二束缚了自己真实的意愿。换句话说，便是她在原则与意愿两者之间，选择了意愿。
然而这样说却又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大众的原则，并不等于韦明的原则。很多时候原则与意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才会出现抉择的困难；人们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迎合大众口味，让个人意志靠边站，先服从了现实社会衡量体系的要求为重。对于韦明，或者说对于阮玲玉来说，如此的原则与她意识中的是不同的，因为她个人心目中的原则，早已包含了大大成分的个人意愿去，宁可背叛整个世界，也不能抛弃自我内心的信念。
这便也是她最终选择了沦为妓女的原因。若是真的答应了王先生，抛开王先生哄骗她自己没有妻室不谈，最终她也还是会变成王先生那一方大宅中的金丝鸟，终日深居简出，毫无自由可言。而更不用提如何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女儿，或许这一次是可以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治好了女儿的病，却再也躲不过女儿永远无法生活的母亲的庇护下，再也无处寻得正常母爱的将来。王先生是不爱她的，他所想要不过是占有她而已。他所看中的不是她的才华，却是她的美貌，或者说真正来说不过是又新占有一个女人的自我满足感而已。这便如同奥黛丽赫本在电影《蒂梵尼的早餐》中所评价那些天天守在她公寓楼下的男人：一个个出手阔绰，玉衣锦食，若是看透了到骨子里去，都不过是鼠辈而已。如此烘臭的欲望，又怎能叫死也不愿丢弃信念的阮玲玉甘愿服从一生一世？
韦明是痛苦而坚强的。她的选择对得起自己，同样对得起女儿；唯一对不起的，只有那禁锢了无数杰出女性的“道德”二字而已。阮玲玉同样亦是如此。这电影的故事与她悲剧的一生如此相似，她只有将自己的哀与恨通通至情至景地演进韦明这人物中去，连最后自杀的方法都不甚相似；据说拍摄工作结束之后她坐在片中女主角香消玉殒的那张病床上恸哭，却又能有几人切身体会了她对电影人物的至切理解？
《新女性》影评(二)：《新女性》：阮玲玉的绝唱
《新女性》：阮玲玉的绝唱
这部电影名为赞扬和鼓励新时期新女性的出现，实际我理解的，应该是对舆论压力、人言可畏的一种讽刺和痛批。
这部电影上映于1935年2月，同年3月，阮玲玉自杀，留下了五字遗言“我何罪可畏”，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这部电影的编剧是孙师毅，是左翼作家中很有特点的一位（此话出自《中国电影史》，但具体有什么特点也没有交代），他还是电影歌曲的词作者，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影片《新女性》的主题歌《新女性歌》（聂耳曲）、《大路》的主题歌《开路先锋歌》（聂耳曲）、《飞花村》的主题歌《牧羊歌》（聂耳曲）和《自由神》的主题歌《自由神之歌》（吕骥曲）等。另外，电影导演为蔡楚生，影片中的男主角为郑君里。
影片的故事大概是，一位逃婚到上海的女子，在学校教音乐课，平时写点东西，但一群不怀好意的人：学校校董、出版商、小报记者，都对她有所企图，她自然是不会顺从她们，这样的抵抗让她的生活陷入了万丈深渊，影片中也出现了那时候高频出现的失业和房租问题，在压力和诱骗之下选择卖身就自己的孩子，却又碰到了那些熟悉的丑恶的面孔，最主要的是，与她形影不离的还有舆论的压力，虚假的报道、不实的评论，让她的生活举步维艰，最终选择轻生，好在她的身旁还有一位正直的报社工作人员和进步女青年阿英，他们倾力帮助着她，可当她觉醒的时候，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影片有一些说教性的台词，比如“生活是搏斗，你不可以被打倒”、“你要报复，你也先得抛弃你的厌世观啊，你忘了那‘不倒的女性’的意义吗”、以及女主角最后喊出的“我要活我要活啊！”
影片中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地方。出版社本不愿为名不见经传的女主角出版书，可是当看到她的照片后，立即决定为她出版，那时候就是个看脸的社会啊；不得不说，那时候童星的演技真是一直在线啊，甩现在的一些鲜肉好几条街。
有人说，这个故事取材自明星公司的一位女明星艾霞，当然，大家更倾向于把这看作是阮玲玉自身经历的一个写照。
电影之外，1935年阮玲玉自杀的消息传出，人们咨嗟叹息，相率赴吊。鲁迅闻后，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抨击了当时的小报记者。
听到这样一句话：默片有两大法宝能穿越时空而不朽，一个是卓别林的幽默，一个是阮玲玉的美貌。
《新女性》影评(三)：默片仍有魅力
尽管影片的配音效果不好，字幕都是另打的，表演上比较夸张，但剧情设计得一波三折，主题发人深省，至今仍未过时。那个时代流行的“新女性”在实践中的确遇到过许多问题，比如自由恋爱缺乏法律保障、美貌容易沦为男权社会商品、缺乏谋生技能和经济独立能力、社会就业歧视仍然存在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有依附于丈夫的阔太太、姿色平平但独立谋生的女教师、为养活自己和母亲做妓女的下层女孩等，这些人都能平安地活下去，唯独受过教育、有独立追求的漂亮女青年容易陷入矛盾和麻烦。的确，在男权对女性的压制中，身体是最难逃厄运的，接受与不接受都是痛苦，这就是受过教育而无姿色的女青年反而比漂亮女孩过得安稳的原因。女主角的情况则更糟糕，她有过一段失败婚姻并留下了一个孩子。她因此不敢再婚、孩子生病需要花钱等，都代表了“过去”对她心力与财力的拖累，而那个拖累她的男子却从此逍遥去了。这正是无原则的自由恋爱、性解放给女性带来的伤害，说到底还是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掠夺与压制，只是戴上了“爱情”的花环而已。应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女性走向现代进程中必须付出的惨重代价，只是从来代价都只由女性付出，男性反而借着女性的牺牲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不公平从古至今一直在延续。
《新女性》影评(四)：不倒的女性。
韦明与王博士在舞场看表演，演到男人手拿鞭子鞭打女人。她心疼的捂紧胸口，王博士在一旁睁大了惊奇的眼睛鼓掌叫好。女人被打的匍匐在地，无声的哀嚎更是刺痛了韦明的心，王博士惊讶，又新奇着。女人而后挣脱了束缚和枷锁，欢快的跳起舞来，韦明的嘴角，也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两种反应的极端表现，根源上说明了旧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否定和轻视。他们将欺辱看做习惯，把别人身上的疼痛视作自己消遣的工具。这是明确的隐喻，含蓄的表达主角的思想和立场，在电影技术和思想逐渐发达和成熟的今天，电影人早已不再用这种低能简易的方式搭建观众的感受。包括在后一段中，韦明钟爱的“不倒的女性”。这也是二三十年代，电影最朴素而真诚的批判方式。你可以看见在今天看来不必要的技术性转场随处可见，划像，叠画，黑影..时隔近一个世纪，我注视着屏幕里向往自由的阮玲玉，想象着幕后的电影工作者，中国最早的一批影像艺术家。内心里最多的情感，是敬意。
这部充斥着旧社会批判意味的现实主义作品，出自一个优秀男人之手，他是蔡楚生。
韦明配得上她教员的职称，学校里孩子们都喜欢她。但因为不听话，要独立，唯一的生活保障被拥有权利和金钱的男人剥夺。她在外有一个女儿不为人知，是她违背家庭旨意，执意追求爱情的结果。但这可悲的爱的另一方，却遗弃了她。王博士可以比作社会对女性的无情压榨和欺辱，孩子的父亲，则是女性在感情上得不到保障的可悲事实。仅凭一个女人的脆弱形象，怎么可能反抗这些把她欺辱在地的男人。她憧憬自己作为一名独立的作家表达理想，倾诉内心的苦闷，可是就连出版商，都只是因为看中了她照片上美艳的貌。
电影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尾。韦明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自杀，后来她醒来，看见报上已经对她的八卦和绯闻大肆传播，又重新振作了力量。可这次，身体不再允许她活下去。
这部电影上映于1935年2月。同年3月，饰演韦明的阮玲玉自杀，留下了五字遗言“我何罪可畏”。历史时间的惊人相似和重合，让我喟叹惋惜。
这段时间在补习中国电影史。留意到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有声技术开始出现。但这部电影上映与1935年，还保持着严谨的默片风格。
《新女性》影评(五)：五四后“新女性”身份的尴尬与“娜拉”出走后的危机 ——以电影《新女性》为例
本来是学年论文，导师说太像影评了要大幅修（chong）改（xie），那就干脆当成影评弄到豆瓣来好了= =
“女性”是中国在20世纪初新兴的词汇，确切的说，“女性”一词是在五四时期和大量西方话语一起进入中国的，与“民主”、“科学”和“个人主义”等词汇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中心词。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女性的人生步伐被局限在了闺房、庭院等私人空间里，仅在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社会中则难以避免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男性不仅制造了“三寸金莲”等畸形的方式束缚女性的身体，而且在文化上编撰了“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道德的规训来捆绑女性的精神；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枷锁来让女性甘心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人的模范妻子，牢牢的捆绑在家庭里。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中国思想现代化的过程中，女性的解放与女性新角色的塑造总是以走出家庭、走进社会为主要诉求。所以在五四及之后的文学及艺术作品中，女性大多表现为一种“modern girl”的形象，鼓励女性走出家庭禁锢，向往西方、现代、独立自主，而不依靠男性的生活。就像《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娜拉，厌恶了自己浑浑噩噩毫无生气的生活，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认识到自己是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保姆、一个生育工具、一个男权高压中的受害者。而这种形象，在同时期及之后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终身大事》、《海滨故人》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
除却文学艺术作品，现实生活中，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也出现了被称作“出走的娜拉”式的“新女性”。因为此时的近代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由于农业社会像工业社会蜕变，从而给女性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与挑战。女子学校教育的起步，成为从根本上改善女性在资源中占劣势地位的第一块基石；职业领域逐步向女性开放，使一部分女性在适应社会劳动分工的前提下，成为能独立谋生的人。” 这些出走的“娜拉们”一点一点超出贤妻良母的生活范围，意图对传统的封建秩序进行颠覆。然而，她们虽然通过得到工作岗位而突破传统单一的家庭角色，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职业角色和社会地位；但性别的生理特点和近代中国的社会传统和社会形态却让新女性也无法摆脱父权的鸿沟。1935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新女性》就体现了中国妇女的现代转型，和以此演绎出的“新女性”身份的尴尬和“娜拉”出走之后的危机。
《新女性》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韦明是一个深受五四思想熏陶的女教师；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恋爱婚姻自由而逃离了父母与恋人私奔；没有想到婚后刚生下女儿就被丈夫抛弃；在工作的学校又遭道貌岸然实则猥琐不堪的校董王博士骚扰，王博士被韦明拒绝后，想尽办法故意将韦明辞退。恰逢韦明的女儿生病没钱就医，走投无路的韦明只好听了邻居的话去卖身做了妓女，不料嫖客竟是王博士，并对韦明进行了刻薄的嘲笑和挖苦。这时偏偏女儿又因病夭折，羞辱、悲伤、愤恨终于将韦明逼向了自杀的不归路，最终她在悲愤中死去。
电影中韦明前期的经历正体现了五四时期女性所追求的人生道路：接受教育—男女同校—反对包办—恋爱自由—先行同居—从封建家庭出走。这条道路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现代女性争取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而不约而同选择的道路。然而娜拉出走后又会怎样？“娜拉或者也是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韦明的后期经历也是鲁迅先生这段话的验证：她首先背叛了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与代表父权的旧式家庭决裂。五四时期女性对旧式家庭的看法多是欲除之而后快的封建牢笼，但最终也往往会成为其走投无路时最后的庇护，即“娜拉出走”后“回来”的港湾。1923年11月《妇女杂志——配偶问题号》中刊登了这样一篇故事 ，讲述了“一个女青年与男朋友因为真爱而私奔，在上海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可惜丈夫意外去世，女青年最终无法忍受生活的贫苦而来到了公婆的家里，公婆起初并不接受，但好在她与丈夫生了一个儿子，这也是夫家唯一且仅存的男性继承人，这使她能在婆家安然度过下半生。”历史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在与蒋介石离婚后仍然住在蒋家的祖屋，同时她还是蒋家的嫡系继承人蒋经国的母亲；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在鲁迅与许广平结婚后仍留在鲁迅的老家，直至终老。
然而影片中的韦明并没有选择“回来”这一条路，而是滑向了堕落。抛却电影情节需要而放大的偶然因素，韦明的不幸经历和悲惨结局反映了当时很深刻的社会因素。
一、将女性视为玩物的社会心态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然旧的社会秩序和旧的伦理道德都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但还没有土崩瓦解，社会给予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基本上还是微乎其微。“政府方面对女子教育没有确定的方针，女子自身在受完一定阶段的教育以后茫茫不知所以；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应持一种若社处事的态度也没有什么观念。旧社会的宗法思想已经崩溃了，就是大家庭的组织也被破坏。于是社会上漂泊者的少女们虽感神无束缚的幸福，漂泊伶仃却成了她们痛苦的根源。为向社会上寻找慰藉的要求所诱胁，多自发的急于求得异性的爱侣。而现实玩弄女性的社会最容易满足这种初步的要求。‘始乱终弃’则为男子们玩弄少女的一般的方案。” 可见，所谓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倘若女性没有经济基础和足以满足的社会条件，往往会变成一个诱人的陷阱，让女性陷入危险而不自知。 1931年，天津《大公报》刊登了这样一则读者来信，一位女读者在心中谈起了自己的经历，她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投身社会工作，并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同事。但婚后丈夫却经常对她拳打脚踢、又打又骂。 这体现了在民国所谓妇女解放的语境中，社会并没有改变将女性视作玩物的心态；在电影《新女性》中，韦明刚刚脱下美丽的西式婚纱、结束热闹的婚礼，抱着才出生的女儿就被丈夫遗弃，在经历这一切之后，韦明对向她花言巧语的王博士说了这样一句台词：“结婚！这话我听的多了！结婚，能给我什么呢？——终身的奴隶罢了！”
此外，中国近代倡导的男女平等和当代一些国家所追求的去性别化平等并不一样。女性以为民国建立后颁布法令废除了裹脚、宣布男女平等之后男女就真正实现了平等。而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新的事物获得之初的空欢喜，若进一步去观察，应当说：她们不过是由两重奴隶之监狱的底层，爬上了男性囚徒所居的地面而已。如此，她们不特要分担了现社会男性大众所负担的一切苦难和忧虑；而且，因为她们是女子的关系，更不能不遭到因为性别关系而来的，过于酷待的压迫。” 在电影《新女性》中，头号反派王博士体现了父权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轻视态度，跟着王博士的眼睛上下扫视的镜头猥琐的窥探着韦明的身体。除了充满色欲气息的王博士，韦明投稿的《市民业报》的记者齐为德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轻视；韦明想出版自己的小说《恋爱的坟墓》，齐记者趁此机会借机调戏，丝毫没有把韦明当做一名女作家，并且在台词中直戳了当的说出了自己对女性作家的看法：“都是些个不配受抬举的东西。”为了配合宣传、提高销量等商业目的，出版社建议韦明给她的小说改名，改为《女人的恋爱坟墓》，加强女性性别的元素，吸引男性读者的猎奇欲。这样，这本小说及其作者韦明都成了可供玩弄的玩物。
二、女性艰难的职业化过程
五四运动后提倡的家庭观是脱离原有的旧家庭建立新家庭。“新家庭是由新结合的一夫一妻组织而成，脱离旧家庭而独立，不受父母的支配指挥，亦不依赖父母的供给、叔伯兄弟的帮助，生活和社会交际上的需求，将来教育儿女的费用，层层的负担，即刻就要接续的加载此新家庭两个主人翁的肩膀上。” 这种新式的小家庭使女性告别了原来由夫家豢养的生活，则需要从家庭走向职业领域来谋取经济来源。此时的“娜拉们”已不全然是来自“争人权”的自我人格需要，而是为了“争生活”。 然而，这些走出了家庭的新女性想要做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却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无论在哪个年代，受教育程度都是就业的前提和资本。然而，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比重都非常之低。根据统计，“1929年度中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数不足200万人，不及当时全国女性总数的1%。从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来看，全国每百万人口才有专科及以上学生90人，大抵是约1万人中有一个专科以上学生；而每10万人中，才有一个女大学生。” “而专门的女子教育——女校办学层次又普遍偏低，数量也极有限。据1925年的调查，当时的北京具有女校88所，女学生约4500人；而与之相比的男生人数却有约7.7万人。” “设有女子中等学校的城市也少，专业也单一，不利于女性的职业扩展，出路狭窄。” 这样的受教育程度让女性往往很难找到较为上层的理想工作，同时，社会的女性对工作的需求也比较有限；招募女性的工作无外一下几种：纺织类及厨余类的女工、女保姆等底层劳动力，女招待、女服务员等服务类，性工作者，能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女工在劳动时间上与男工相同，忍受着同样时长的体力消耗，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即使在怀孕、哺乳、患病期也得不到起码的劳动保护；” 其职业待遇相对男性而言却又非常微薄。可见，民国女性即使就业也不能等同于获得了经济独立。“现在大多数的职业妇女也不能完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家了，金史补贴家用或个人零用而已。” 电影《新女性》中的韦明身兼女作家和音乐教师两职，而且都是相对上层且光鲜的工作，却只能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无甚积蓄，一旦失业，马上捉襟见肘；再碰上女儿生病，则一下子风雨飘摇。以至于走投无路去做了妓女，因为职业妇女的待遇之菲薄，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妓女。
三、“摩登女郎”形象下的性别消费
职业女性是五四时期“出走的娜拉们”的一种延续，就当时来看，这体现了女性意识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当然现实并不顺遂人意。而“摩登女郎”的出现则是对女性产生的光怪陆离的都市想象；这些女郎受到流行的好莱坞电影的影响，画着浓妆、衣着时尚，和当时时髦的新潮嗜好一起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和广告海报之中。“妇女解放运动在30年代的都市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女性在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时，不可避免的陷入到被物化和被消费的泥沼之中，与职业女性相比，摩登女郎更加主动的使本身成为了被消费被观看的对象。” 这些女性被涂抹上了浓郁的摩登色彩，但通过对近代杂志上所刊登广告的女性形象进行统计后发现，广告形象中的女性被赋予贤妻良母角色的还是占大多数，几乎找不到职业女性的特征。从母亲怀抱女儿的温馨场面，刺绣的场景，以及与爱女一起在泳池、钢琴边甚至是飞机上嬉戏的画面， 虽然是和新颖的日常用品在一起；但从中感受更多的却是女性作为一个贤妻良母，被时代赋予养育儿女并引导他们走向新生活的责任。这些新媒体中的女性形象被设定为年轻的母亲，而不是少女或是单身女郎，这隐含了即使是在都市中，对女性的价值取向仍然坚持以贤妻良母为首位。这表现了鲜明的主流男性眼光——民国初年的社会文明演进的确只到了这个限度。
女性的形象包装也仍然代表着男性的消费愿望；除了画报女郎，从女电影明星、女体育明星到女招待，不光以职业角色来求得个体生存，另一方面还要以性别角色来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消费。尤其是女明星这个群体，甚至需要主动的迎合社会的窥视心理来暴露自己的隐私；《新女性》中韦明的原型艾霞以及扮演者阮玲玉都悲剧的死在了这层阴影之下。艾霞自杀身亡后，还有不少小报仍然不愿放过这位女明星的消费价值，比如《明星月报》，就曾长篇累牍的介绍艾霞生前的风流韵事。 电影《新女性》中出版公司也深谙社会男性的消费心理，先是逼迫韦明给小说改名，增加关于性别的猎奇元素，后来又充分利用韦明的性别来为她的小说增加卖点：“如果说是女子做的，再用广告来吹一吹，销路一定是好的。”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女性》这部电影本身也是在消费女性，因为导演蔡楚生根本不是本着为妇女境遇呐喊才拍摄本片的，他作为一个左翼导演也是以女性作为吸引观众的元素来宣传蔡楚生所在阵营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蔡楚生曾说：“想让许许多多的韦明感悟到只有与劳动人民结合，才能克服她们的软弱；只有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伟大行列中，才能在这些斗争的胜利中同时求得自己的解放。”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的妇女运动的发展的确使妇女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真正的妇女解放在中国从来没有真的实现过。近代中国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矛盾殖民危机让“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连民众的个人权利、自由平等都无法实现，独属于女性的启蒙和尊严则必然会被湮没；这种社会状况之下便造就了越多来越多“尴尬的娜拉”。
《新女性》影评(六)：一点想法
这片子看得真是让人悲愤不已，一个女人向往爱情，却被爱情背叛，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却因为美色被无端诋毁和纠缠。这个社会自有其运行的规则，要么遵守，要么逃避，要么改变，那个年代的社会规则是什么呢？富人对穷人的压迫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遵守如《脂粉市场》，女主角自己开了个小商铺，逃避如《姊妹花》，以亲情消解贫富矛盾，破坏如《新女性》，女主虽然死了，但是末尾大踏步的人流象征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另，那个时代，导演很喜欢用汇入人流来表现历史潮流的不可逆，《新女性》《脂粉市场》《野玫瑰》。那个时代，很多电影都在拍女人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不可依附男人，男人是靠不住的，现在都在拍些什么东西，贫穷灰姑娘，富家大少爷，这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现象，就是阶级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而不得不承认，这仍然是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男人仍然掌握着社会的大量财富，一个女人要想有钱，凭借自己的能力很难办到，那么就要凭借自己的性优势去依附有权有势的男人。
《新女性》影评(七)：听过很多大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最后一幕韦明对着镜头呼喊，我要活的时候，我想到了阮玲玉的一生，也是这样自己结束掉了生命。阿英告诉韦明，自杀是弱者做的事，并且拿出那份无良记者的报道，激发了她的报复心。余海俦也告诉她，本来生活就是搏斗，你倒下了只要再站得起来，到最后是一定会胜利的。死了不是一切都完了么，活着却无论如何是一切的前提。这所有的大道理没想到也没有让阮玲玉坚强的活下去，就正如韩寒的那句台词，听过很多大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到底是什么让韦明，让阮玲玉过不好这一生。
电影《新女性》这个名字总会给人一种指引，在观影过程中去寻找谁是新女性。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第一感觉新女性就是韦明要送给阿英的那个“不倒的女性”，是像阿英一样独立坚强的女性，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行为上，阿英就是电影中的那个新女性。但是之后又多看了几遍这部电影，我在想，导演不应该给最重要的角色如此少的戏份。整部影片，韦明应该就是那个新女性。的确，她不像张秀贞一样依附权贵，不像恶势力低头，想尽各种办法去挽救自己的女儿。包括年轻时候的韦明不顾家里人反对，仍旧与爱人私奔。这所有的行为在当时那个年代的确可以称得上新女性。只可惜，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这样子的新女性却无法活下去，因为她的美丽，她的才华，她的独特吸引了很多男人，但她的性格让她明白，结婚不过是做一生的奴隶而已。韦明的一生和阮玲玉的一生极其的相似，电影的最后，韦明明白了死亡不过是让那些恶势力得逞，她不能被打倒，可惜她发出的求生意识竟然也无法让阮玲玉坚强地活下去。阮玲玉自己给自己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却还是选择了自杀，不知道真的是走投无路心如死灰还是仅仅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阮玲玉在影片中展现出的新女性是那样吸引人，正如她本人一样，如果她真的像韦明一样，要活着，要报复，想必影坛的这颗星星会闪耀100年
《新女性》影评(八)：永远没有完美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会发出自己的呼喊。阮玲玉的那个时代，女性的呼喊显得更加引人注目。我想，那是一个女性刚刚苏醒，开始追求独立的时代。那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多的女性摆脱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可以像男人一样，做自己的事业，安排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男性反而显得更加无可奈何一点。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吧。没有那个时代的呼喊，今天的女性也不会拥有这么多的自由和选择。
与现在浮夸的电影相比，这部电影很质朴，很多地方的处理手法比现代电影还要好。比如最后女主死的那段，女主情绪的转变，最后的挣扎和不甘，演得非常好！片子里女主一直在讲对社会的绝望，这或许是当时的一个潮流吧，每个时代的人生活都有压力，现在我们更多地来自于自己内心，而那个时候的人们更多地承担了来自外部社会的压力。
不管什么时代，想要突破些什么的人，总是要承担相应的痛苦。没有最好的时代，即使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虽然我们看上去已经比以前的人足够自由了。有那么多人出走，改变，抗争，为的是，寻找自己心中的自由。
《新女性》影评(九)：新女性
配合恩雅的音乐看完阮玲玉1935年的默片《新女性》，电影题材很犀利，蔡楚生式的控诉随处存在。阮玲玉在演自己，蔡楚生一定有意根据她的生活来编剧的，影片最后，主人公说：“我要活，我要报复！”可她还是死了，自杀身亡。《新女性》上映几个月后，阮玲玉自杀身亡，流言，背叛，侮辱，命运和电影类似。
我没有听上译的配音，不伦不类，所以选择配乐，倒也应景。
主人公的觉悟是，想要报复，就要活下去；而阮玲玉选择报复的方式是，死亡。她和电影中的自己一样，选择服药自杀。这个社会给了她的心太多的负担。女人的尊严无法得到，而阮玲玉恰恰自尊心极强，悲剧不可避免。
今天来看这个电影。阮玲玉的演技，无人能比，多少年后来看，也只有张曼玉能演她，其他人都和她差距太大，她对悲剧意识的理解和本身的悲剧命运，都是传奇。
《新女性》影评(十)：何为新女性
14.04.21 电影资料馆修复版
阮玲玉真的很美..之前总会把张曼玉代入她的形象，可的确是很不一样的。没有锥子脸蛇精眼，也许算不得漂亮，可那种柔美的风骨让人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低头时浓得化不开的愁怨，笑起来嘴边的小梨涡俏皮中带着媚态，瘦削的身材隐隐衬出完美的比例，旗袍是为这样的东方美人打造的。
看得出她在这部绝唱中对角色的投入，如此才貌的一位女子，新的学识新的思想勇于去爱，也对那时候婚姻对女性的桎梏有了略显极端但也算清醒的认知，却也逃不过被爱人抛弃被各色登徒子觊觎美貌用各种手段强压哄诱被舆论和社会拿来当桃色谈资的命运。但她还是在那种绝境中做了最大的抗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一次性出卖自己的身体也不愿从此委身自己鄙夷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言非但没有成为击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而激起了她的不甘和倔强，最后几句“我要活！”真是让人禁不住战栗，这里要吐槽一下明明是默片后来又给配上音的感觉真奇怪。
不过电影里左翼价值观对于新女性形象和力量的定义也很鲜明，就是身为劳工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代表的那位阿英，不仅在精神思想上是坚毅强悍的甚至连外貌体格都开始去女性化，比如那段经典的男女对打，还有结尾处作为新女性希望的女工们也是完全质朴的形象，像女主这样还舍弃不掉“跳舞这种腐化的爱好”的新女性，对比之下就仿佛成了“有缝的鸡蛋”，摆脱不了弱者的地位和悲剧的结局。也许在1935年那种激荡的社会环境中，的确只有足够刚硬的女性才能实现自我拯救，可作为现代观影角度还是忍不住喟叹：韦明真是错生在了那个年代。再想想，放到现在，她的那种处境还会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校长会果断拒绝赞助费的诱惑保持立场不开除她吗？医院会本着人道主义给她的孩子治疗吗？小报记者会放过美女作家身上捕风捉影的绯闻吗？出版商会真正地哀痛她的才华而不是可惜她没有遗作少了卖点吗？……想来想去好像也是个无解！也许...也许还有万能的微博求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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