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过的话系统]《鲁迅全集》读后感精选10篇

　　《鲁迅全集》是一本由鲁迅著作，同心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8.00元，页数：2014-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鲁迅全集》读后感(一)：鲁迅《伤逝》| 女性，注定难以追逐自由？

　　女性自由的幻灭！

　　这是这篇小说表现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而，有些可怕的是。

　　文章里的女性子君，她的想法及行为让玩儿惊觉，“子君”也并不只是仅存在鲁迅先生的时代。

　　凡所女性所阅，怕是莫不无记得此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为女性知如此，尚在如此社会，不可谓知识青年与进步，个性解放女性独立。

　　然何以开始说出如此宣言追求的女子。

　　渐渐却变成了一个庸俗浅薄的家庭主妇，更是则结尾落寞故去？

　　曾以自由恋爱起始，后则幻灭了自由。

　　我们以子君为中心。

　　辅以之身边人物事来看一下子君甚至是我们现今不少人会发生的婚恋悲剧。

　　子君经济上的不独立

　　众所周知。

　　鲁迅先生在写《伤逝》前，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过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针对“五四”时期许多女性盲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勇敢追求浪漫爱情这一风尚。

　　鲁迅先生以其独有的深刻警戒这些学生们：

　　“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为钱所卖掉”，“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女性要是想实现自己的独立，自由的生活，经济权是为前提。

　　而文中的子君呢，由家中所及，不过些首饰。工作家用，仍只是依附于涓生而存在。

　　当涓生被辞退后，又翻译书籍碰壁，家中缺少生活所基本必需。

　　两相矛盾所激，也就此，导火索引。

　　子君、涓生“何”爱

　　在文中，子君和涓生相交友时的场景描述为：

　　在这里。

　　子君是作为涓生的听众和崇拜者出现的。

　　泰戈尔所宣扬的泛爱论自然是包括男女之爱。

　　易卜生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则要求女性摆脱在家庭中所处的玩偶地位，冲出家庭牢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正是在涓生的一步步自我向子君的诉说诱导下，子君才勇敢的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即因爱情起思想，而并不为子君所自身带有。

　　在文中，涓生向子君告白的场景描述为：

　　“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

　　涓生没能用雪莱与泰戈尔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爱情，而是模仿了电影的求爱方式。

　　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不合格”的，他对此“可鄙”。而子君则接受了这个告白，这对于涓生来说，是一种内心失望的煎熬。

　　所以，他们的爱情本就建立在是一个“双方”都是不知“何”爱的基础上。

　　子君被父权、夫权的围困

　　1：父权

　　在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子君还是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

　　所以，其实，子君与涓生的同居生活是从子君父亲那里得到间接的、部分的援助开始的，到一年后父亲的介入而结束的。

　　所以子君又何曾真正的“完全独立”呢？

　　2：夫权

　　子君在和涓生的生活中，从来不占据任何主导地位。经济上如先前已提。对涓生所说的话，也只是被动的接受。

　　当他发现涓生在感情中有所变动时，也只是：“她的脸色陡然变了灰黄，死了似的......恐怖地回避我的眼。”

　　她也只是如历来任何封建的女子一般。

　　在这种男权社会的家庭下形成了习惯，不曾想过去反抗，对立，传统的性别秩序在此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而涓生，貌似在此是一个忏悔者。

　　然而在忏悔的语调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显而易见的满纸居高临下的视角：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因为你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涓生的强势和他信仰的五四精神大相径庭。

　　子君依旧走不出这个夫权下的阴影。

　　子君自我的丧失

　　外人如是，可子君呢？

　　子君从来都是一直被动接受着外界。

　　同居前的子君的启蒙，解放思想是被涓生影响的，而同居后，她则，一如传统女性的工作。

　　在家，打理内务。未曾有任何与进步关暑的事情，以前的书未见其读，进步下的思想逐渐被日常生活所磨灭。

　　子君的自我一步步的在沦丧，柴米油盐成了生活，两个人的温馨日子成了她最终的目标。

　　子君曾是追求着个性解放。

　　可从文中我们看出，这种追求，还是为了满足对婚恋的支配。

　　在之后，仍然是封建社会男性的附属品。子君能够在时代浪潮的影响下走出家庭，可是仍旧走不出自己具有封建意识的心里。

　　总言

　　一言以蔽之，外界社会加自己内心所闷闭而开放性的思想亦仍属于自觉接受外界安排所致。

　　无论子君是否是与何人何时所联结，仍然走不出自己向往自由的路。

　　因为，封建是要以本人走出而打破，自由亦然，子君一直未明确路之界限，而自由又何能不幻灭？

　　相比于，我们此社会中许多女性。

　　鲁迅先生的《伤逝》也许永远不会过时。

　　《鲁迅全集》读后感(二)：坟 笔记

　　题记

　　1 即使我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2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之节烈观 1918.7

　　1.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2. 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边，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3 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的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全集》读后感(三)：鲁迅反对孔子本义的“中庸”吗?

　　鲁迅反对孔子本义的“中庸”吗？

　　鲁迅只知道已经变得类似于乡愿的“中庸”而不知道孔子所说的本来意义上的“中庸”吗？鲁迅反对已经类于乡愿的“中庸”,也反对孔子所说的本来意义上的“中庸”吗？我以为不是的，他那篇标题长达28字的杂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断中国人之并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胃病》即可为证。鲁迅确实从“中国女人的脚”说起的，大致是“将脚裹得窄窄的”，汉唐都已有先例，但“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以后“终于普及了”，以至“由宋至清，绵绵不绝”，而且“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接着，鲁迅便发了这么一段直接有关中庸的议论：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

　　……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

　　他也以“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的逻辑来推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又“不撤姜食”且“割不正不食”的孔夫子有胃病的。

　　鲁迅在此处说的“中庸”，不再是所谓的“不偏不倚”，而是“无过无不及”了。所以，“走了极端”的“三寸金莲”，也就成了并不中庸的例证。至于他所谓的“除恶务尽”与“食肉寝皮”，还都出于儒家经典。对于这种并不中庸，很明显，鲁迅是并不赞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中庸”即“无过无不及”，鲁迅并不反感，更不厌恶。鲁迅在这篇杂文中，甚至还直接引用了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那句话。他点评说：“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鲁迅是常被人视之为“偏激”的，这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不会四平八稳，更不会貌似公允。也就是说，他相当厌恶而且极力反对那种冒牌的中庸，因此常被人称之为偏激；其二，是孔子原本意义上的“中庸”本身的难以企及，以至于孔子自己都说“中庸不可能也”。因此，鲁迅也难免有失中庸，不可能事事做得“无过无不及”；其三，“程子提示”中所说的“不易之为庸”以及“庸者，天下之定理”恐怕是没有歪曲孔夫子意思的。因此，也往往被反改革者所利用。以至于“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偏激”或“极而言之”，却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他曾说过：“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它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有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两地书》1935年4月）因为屋子里“黑”，就“连屋顶也掀掉它”，这或许是“偏激”或“偏狭”的“偏见”，然而，对于那些总想“保存现状”的“老先生”，你想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有时也真得提出“连屋顶也掀掉它”的，这就叫：“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鲁迅之写《由中国女人的脚推断中国人之并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胃病》，其本意当然不在于说“中国人之并非中庸”，也不在于说“孔夫子有胃病”，更不在于说“中国女人的脚”，其现实针对性，大概在于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这是“卒章”而方才“显志”的，据“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的逻辑推定：

　　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

　　1981年版《鲁迅全集》此文第13条注释，国民党教育部于1933年2月20日还宣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八字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第14条注释，“忘八”指忘记了概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也即“无耻”的意思。

　　鲁迅的《“有不为斋”》，则专门说及孔子的“狷者有所不为”，文章相当之短，如下：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于是很有一些人便争以“有不为”名斋，以孔子之徒自居，以“狷者”自命。

　　但敢问――

　　“有所不为”的，是卑鄙龌龊的事乎，抑非卑鄙龌龊的事乎？

　　“狂者”的界说没有“狷者”的含糊，所以以“进取”名斋者，至今还没有。

　　此文虽有所指，但不能不说，鲁迅对孔子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本意的理解，是准确的。“卑鄙龌龊的事”有所不为可敬，“非卑鄙龌龊的事”不敢做也不想做，却以“有所不为”自慰，则与以“中庸”掩饰无异。

　　_

　　《鲁迅全集》读后感(四)：梁柱：不朽的鲁迅先生

　　核心提示】今日之中国，仍然需要鲁迅，呼唤鲁迅的精神，对鲁迅精神的任何淡化、矮化和曲解都是站不住脚的。今日之中国，我们要学习鲁迅以激越的爱国主义为底色的革命精神，学习鲁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韧”的战斗精神和学习鲁迅善于用“匕首”和“投枪”的批判精神。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离开人世80周年。在人世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诚哉斯言！鲁迅就是一位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伟大的历史人物。

　　在20世纪中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艰难困苦、不懈奋斗磨炼出无数杰出人物，毛泽东和鲁迅就是其中两位空前的民族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在他生前身后直到今天，受到那么多的误解、攻击和亵渎；也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受到那么多革命者、进步人士和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景仰和爱戴，一直绵延到今天。 鲁迅作为“民族魂”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真切而深刻地理解鲁迅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经典著作中，有两处直接涉及对鲁迅的评价。他在论述五四以来中国锻造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时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他在论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遭到失败时说：“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同上书，第702页）在文化战线，甚至在整个革命营垒，获得毛泽东如此崇高评价的，唯有鲁迅一人。这是毛泽东对鲁迅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文化反“围剿”中的主将作用及其著作的思想价值的高度认同和赞扬。他们两人从未谋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1938年1月，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上海地下党为他买来了一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他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中找闲，认真阅读。这套全集一直伴随他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他出访苏联时，还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在途中阅读。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诗集》《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以及许多单行本，他都读过。晚年他刚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就要读新印的大字线装的《鲁迅全集》，并写下批注。毛泽东说过，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是的，鲁迅的作品（包括小说、杂文、诗歌和政论等）是不朽的。

　　今日之中国，仍然需要鲁迅，呼唤鲁迅的精神，对鲁迅精神的任何淡化、矮化和曲解都是站不住脚的。

　　1

　　学习鲁迅以激越的爱国主义为底色的革命精神

　　青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剪掉了辫子，他在“断发照”上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深沉地反映了青年报国之志。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践行他的这个爱国志向。

　　鸦片战争以来，大概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大的侵略战争，清王朝先是抵抗一阵，继之妥协乞降，最后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战争过后，似乎一切又归于平静，幻想着“同治中兴”、盛世再来。这种麻木状态吞噬着我们的国魂，消磨人们的意志。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经营了30年的所谓洋务自强运动，惨败于东方小国日本，惊醒了国人，于是有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有了思想启蒙运动。青年鲁迅对救国的探索，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历程。开始，他希望通过医学强壮国人的体魄，使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当他看到侵略者屠杀我们同胞时，许多国人竟然成了麻木的“看客”，这使他认识到医学虽然能医治人的疾病，却挽救不了人的灵魂。这个认识使他弃医从文，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

　　鲁迅在战斗的道路上经历过痛苦和苦闷，在苦苦求索中寻找国家的新的出路。十月革命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时开始，他热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的深沉观察，同时革命者的鲜血也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从一个进化论者进到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时至今日，却有人否定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把他包装成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这种论调，我们不妨引用瞿秋白是怎样评价鲁迅的，就十分清楚了。瞿秋白在给他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写的序中，详尽而深刻严谨地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其人，他把鲁迅杂感所体现的革命文艺最宝贵的精神内涵概括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他深入研究了鲁迅的人生历程，把它概括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瞿秋白在这里指出，鲁迅正是在血的教训中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鲁迅宣布的“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表达了他的信仰并为之而战斗。这难道不是对鲁迅一生最好的写照吗？ 鲁迅对瞿秋白的这个评价是深为满意的。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是十分感人的，正如鲁迅写给瞿秋白的条幅所表达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里顺便指出，现在有人把鲁迅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事实，因为过去在对鲁迅的评价中有过某些过头话，就当作笑话加以揶揄。事实上，鲁迅在当时就希望“有一些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有“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的人。他也正是这样属意于瞿秋白的。鲁迅还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浦力汗诺夫（今译普列汉诺夫——引者注）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鲁迅的心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相通的。1932年夏秋之间，陈赓将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秘密前往上海治伤，他曾向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讲述苏区斗争的故事，有人把它整理后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非常兴奋，特邀请陈赓到家里见面。陈赓后来回忆这次见面的情景，他说，鲁迅先生那天兴致很好，我们在那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了才离开。鲁迅先生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苏区的群众生活，他提了许多问题，例如苏区的土地改革等。鲁迅先生是很熟悉农民的，他听到过去那些屈辱的、受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都伸直腰站起来战斗了，他是很兴奋的。陈赓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当他和鲁迅先生谈到苏区某些房子，在四面都开了窗子时，鲁迅先生立刻就注意了这件事，他说：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好了，已经知道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四面都开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了，这是一个进步。鲁迅是很熟悉农民的，他笔下的阿Ｑ、闰土、祥林嫂这些受屈辱、受压迫的人物，在这片神奇的红色土地上站立起来了，真正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也获得自身的进步；所以，他对陈赓介绍人民怎样亲自送子弟参加红军的情景时，感到十分兴奋而又特别新鲜。鲁迅在白色恐怖下把这些材料和陈赓介绍反围剿战斗手绘的一张简易的地图都珍藏起来，他本来准备写一本关于红军的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成。许多共产党人也是把鲁迅看作最可靠的同志。1934年底，杰出的共产党人方志敏被俘后，受尽敌人酷刑，但他仍以极大毅力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当他面对死亡考虑如何把文稿送到党中央时，他想到的就是通过鲁迅实现这一愿望。一位受到他的革命精神感召而改变立场的看守，辗转把手稿送到鲁迅手里，鲁迅很好地完成了革命烈士的委托。在1936年鲁迅生命最后一年的日记里，多次出现“陈蜕”这个名字，他是邹素寒的化名，受中共北方局姚依林委托，带一封秘密信件到上海设法找到最可靠的同志，以便同在陕北的党中央恢复联系。当时，曹靖华向他介绍上海最可靠的同志就是鲁迅。他到上海找到鲁迅后，鲁迅同样不顾危险完成了这件事情，并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位青年地下工作者。解放后，邹素寒改名邹鲁风，他谈到改名的原因时深情地说：“山东不是简称‘鲁’吗，抗战期间，我在山东打游击，为纪念这段生活，故改用这名；其次，‘一二·九’风暴中，我到上海请鲁迅先生帮忙替党办点事情，鲁迅先生对我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切，使我深受感动。为了仰慕他、感念他这无比崇高的革命风格，故称‘鲁风’，也就是说，以鲁迅先生的风格为典范，向他学习吧。”上述这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鲁迅的革命精神，鲁迅同党的亲密关系。

　　现在，一些人把凡是说鲁迅向往革命、是革命家的，就一律斥为“严重扭曲了鲁迅的形象”，对革命的畏惧和憎恨，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鲁迅先生难道不是革命家吗？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受到世人尊敬的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一文，她回忆说：“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鲁迅这句话，是明白无误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斗而骄傲。这时鲁迅当已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特别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工作，就住在鲁迅家中；冯雪峰参加过长征，自然会向鲁迅详细介绍，鲁迅为“中国的夏伯阳们”的胜利而欣慰和庆贺是可以理解的。宋庆龄还回忆鲁迅逝世那天她赶到鲁迅家里的情景，她满怀深情地说：“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这些难道不是对鲁迅正确评价的最好佐证吗？！

　　鲁迅的道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爱国主义是一种对祖国的崇高感情，也是对祖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近代中国，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在理想信念严重缺失的今天，弘扬鲁迅以激越的爱国主义为底色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时代和事业的需要。

　　2

　　学习鲁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韧”的战斗精神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战斗精神的自我写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不久，鲁迅先生就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密令通缉，罪名是“堕落文人”，这个通缉密令一直到鲁迅先生去世也没有取消。他面对被通缉、被迫害的危险，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一往无前地把一支支利箭射向敌人的营垒；他无情地剥去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思想的伪装，使它们露出真面目；他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敌人一个也不饶恕。当有人抱怨他缺少“费厄泼赖”精神的时候，鲁迅觉得，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空洞地喊公允的口号，只能是对弱者的损害。他说：“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这就是鲁迅的精神！

　　鲁迅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1930年3月，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如果不理解革命的深切含义，“‘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热切希望不但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而且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 “韧”。所谓“韧”，就是不把文学看成是敲门砖，“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而是要永远为人民大众呐喊。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先生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

　　鲁迅晚年肺病日益严重，许多朋友都希望他能转地疗养。苏联方面早就要请鲁迅去游历和疗养，请他全家都去。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一再动员，鲁迅总是犹豫不决，她只好请茅盾帮忙动员。这时鲁迅担心出国就会脱离国内实际，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当茅盾告诉他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在国外还可以写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他算了算路途来往的时间，然后说道：“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茅盾安慰他说：“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而鲁迅念念不忘的是工作，是战斗，最终也无法说服他。茅盾只好把鲁迅的话转告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 鲁迅病逝于1936年10月19日，而他最后的一篇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写于10月17日。可以说，鲁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是在中国革命处在低潮的情况下，毅然站到革命营垒中来的。从此以后，他没有犹豫、观望和动摇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他最可宝贵的品格，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情况下，“被头挂退”的情况在一些人当中时有发生，他们要蛀空自己曾经信誓旦旦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像鲁迅那样，用“韧”的战斗精神，来击退这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逆流。

　　3

　　学习鲁迅善于用“匕首”和“投枪”的批判精神

　　在鲁迅身上，体现了学者与战士这两种品格的完美统一。作为学者，他博学多才，文思泉涌，完全可以写出更多的大部头著作，而且他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用极大的精力用于杂文和政论文的写作，用杂文这样犀利的“匕首”和“投枪”进行战斗。这会使我们想起晚年恩格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除了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外，也有自己许多的写作计划，但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也为了这位伟大的朋友，把主要精力用来整理马克思的文稿。这虽然使他自己的许多写作计划，特别是他原来准备撰写的《马克思传》都未能动手，深为遗憾。但正是恩格斯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得以完整问世，可谓功高至伟。鲁迅先生在那特务密布、文禁如毛、动辄获罪的黑暗年代，以杂文为武器，使他成为冲锋陷阵的英勇旗手，成为反文化“围剿”的主将。

　　今天，鲁迅的文章在中学教材中已经渐行渐远，不少人认为鲁迅的杂文已经过时。其实不然。鲁迅的“匕首”和“投枪”是指向一切黑暗势力和丑陋现象的，它所体现的批判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更何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那种黑恶、腐败、丑陋的东西还少吗？那种以“西化”为有趣，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指向的种种错误思潮仍在肆虐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像鲁迅那样加以鞭挞和批判吗？！难道不应该弘扬鲁迅作为民族魂的批判精神把人们引向光明的境地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绝不能够放弃应有的批评和批判的精神；如果是那样的话，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乌托邦式的幻影。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放弃必要斗争的和谐是不存在的，甚至会走向它的反面。恩格斯说过：“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同样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鲁迅全集》读后感(五)：从这套《鲁迅全集》说起：鲁迅与郁达夫

　　鲁迅与郁达夫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浓重的一笔。如果比较一下，无论是他们的写作主张还是个人行为都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却惺惺相惜地走到了一起。很难想象一位革命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一位浪漫主义小说家是如何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的，并且还一起创办了《奔流》杂志，在文学之路上携手并肩。

　　鲁迅去世的时候，郁达夫正漂流在福建，晚饭时与一位记者同席，从他口中得知鲁迅死讯，起初郁达夫未敢轻信，总觉其中有误，饭未吃完，就已离席。他到报馆证明，看到中央社的电文，才敢相信鲁迅逝世。立刻电报许广平（鲁迅妻），赶去上海。

　　这段事在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写的《回忆鲁迅》里可以找见具体的文字。他写这篇文字的时间是1938年8月14日，这时鲁迅已经去世两年，他为何选择这个时候写这份回忆性文字呢，按照郁达夫自己所说，这是《鲁迅全集》出版的日子，为的是大家多读一读鲁迅的书。巧的是这套《鲁迅全集》正是同心出版社再版的这套全集。

　　如今这套全集以这样一副面貌到达我的手上，冥冥之中时光仿佛凝固住了。我跟随着郁达夫的回忆，走进了他与鲁迅第一次相见的时刻。

　　在这篇《回忆鲁迅》里，郁达夫没有写到具体的日期，只能表述出当时的场景。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他对日期这类数字总是遗忘得厉害。不过幸好还有《鲁迅日记》可以查找，明确地记录着时间是1923年2月13日。两人相逢是因鲁迅二弟周作人介绍。周作人与郁达夫有着深厚的友谊，在这里格外提上一笔：

　　郁达夫留学日本十年后归国，创作了小说《沉沦》、《南迁》与《银灰色的死》，1921年由上海泰东书局以《沉沦》为名将这三篇短篇小说合集出版。然而很快来自各方面的读者的攻击之声传遍上海的上空，批评为不道德之文学。

　　在郁达夫郁郁苦闷之时，周作人对《沉沦》之作写了一篇公允的评论类文字，由于周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以及这篇评论本身论证的合理且充分，很快平息了当时的不公之声。在郁达夫的文学之路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两人收获了一份重要的友谊。

　　话题再调转回来，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郁达夫与鲁迅相识五个月后，周氏兄弟失和，原本周氏兄弟与母亲一大家子人生活在北京八道湾的四合院里，不想兄弟二人发生矛盾，鲁迅于1923年7月被二弟作人“赶”出了家门。在郁达夫看来，无论是周氏兄弟还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都是好人，三人出现矛盾兴许同经济有关。

　　可是谁能想到，周氏兄弟从此老死不相往来。郁达夫作为他们二人共同的朋友，依然同他们走动，直到名字出现在鲁迅的葬礼上，而对于周作人，由于北平沦陷时周作人没有同其他文化人一起离开这里，选择为日伪工作，成为他人口中的汉奸。这时郁达夫远在新加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当知道他投敌叛国做了汉奸，面对着声讨周作人的文字，他一直犹豫不决，想必在周作人人格这一问题上郁达夫不止一次地陷入深刻地思忖，期间的遗憾与心痛是不能少的了。

　　其实，对比起来，郁达夫与自己的大哥郁曼陀也发生过兄弟失和之事，但是二人都没有周氏兄弟固执的性格，况且有大嫂在期间调和，最终恢复了兄弟之情。当郁达夫遗憾地写到周作人的叛变，他还重要地提到了自己的大哥，因为那个时候爱国法官郁曼陀先生在上海被特务枪杀牺牲了。面对挚友的失节，与良师益友般大哥的牺牲，郁达夫的心痛是双重的。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由于郁达夫掌握了大量日本侵略者的秘密，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至今未找到他的尸骨。后人为了纪念这对烈士兄弟，在他们的老家浙江富阳建造了一座双烈亭，由还记得他们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去悼念、祭奠。

　　面对郁达夫的惨死，追溯起来，鲁迅似乎对郁达夫在人生之路的选择上有过阻止之意，但郁达夫没有听取鲁迅的话。那是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移家杭州前，王映霞请鲁迅题诗纪念写下的，全诗如下：

　　钱王登假仍如初，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这首诗简单地说，钱镠虽然早已死去，但像他一样残暴的统治者仍然统治着杭州，杭州虽然是个好地方，但处处存在着高压。很明显这寓意的是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杭州。结果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讲，遗憾当时没有听鲁迅的劝阻，果真被一个国民党搅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不是因此，郁达夫不会像自我放逐一般远去新加坡，更不会遭遇惨死。从中也可以看到郁达夫去新加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是主因，但也暗含着家庭破裂这一重原因。

　　开篇我提到鲁迅与郁达夫二人在行为上大相径庭；大家都知道鲁迅娶朱安为妻，朱安通常被理解为一位不幸的女人。然而我认为这里不幸的是两个人，在这里我并非有为鲁迅开脱，只提出一些个人想法。朱安确实是一位不幸的女人，但鲁迅也是一个不幸的男人。由母亲做主娶了一位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为妻，想必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幸福的。但后来鲁迅娶了许广平，找到了自己的所爱。而朱安一生追随鲁迅没有得到自己的所爱，在这点上来说鲁迅似乎存在某种背叛的嫌疑。

　　但鲁迅与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背叛不同，相比之下，在其他的门户里当母亲过世之后，早已可以休妻，而鲁迅一生未与朱安有过夫妻之事，两人在一起更情同亲人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赡养关系。鲁迅提出朱安另嫁他人，可有自己的自由，但作为一个封建女子只愿意跟着鲁迅，这就是朱安的选择。

　　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她一生未得到鲁迅，她是可悲的。我认为朱安爱慕鲁迅，不然不会有这种选择，所以仔细想一下为自己所爱追随一生并不是可悲的，并且也确确实实被鲁迅赡养了一生。但是有人认为一个被封建主义毒害的女子，且无文化，是无所谓爱与喜欢的。

　　如果照此理解，这里又出现了矛盾。既然无所谓喜欢与否，那么鲁迅不与她有夫妻之事，不给她夫妻之爱，她不为鲁迅而欢喜，这也就谈不到有什么值得可悲的了。另一方面对于鲁迅，如果他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与朱安有过夫妻之实，鲁迅的背叛，甚至说鲁迅的人格就矛盾且复杂了。

　　下面再来对照着说一下郁达夫的婚姻生活。郁达夫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在这之前他在日本有过去妓院的事实，而这不是别人的披露，正是郁达夫自己暴露出来的生活经历。当与第一任妻子结婚后，仍有去妓院的记录。然而婚姻破裂并非因此，而是后来喜欢上了年轻美丽的姑娘王映霞，在疯狂的追求后娶她为妻，但这也没有免去去烟馆妓馆闲逛的历史。后来二人离婚，除了实质上的问题，还有文学创造给婚姻生活带来的裂痕。这一点属于真实的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事实的区别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的侧重点不在这里，所以略去。

　　他的第三次婚姻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流亡至苏门答腊，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被日军发现，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这个时候的郁达夫不再同于以往，他戒酒，处处谨慎，并知自己可能遭遇杀害，偷偷写下了遗嘱，俨然一位光荣赴死的义士。正如李初梨指出：郁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坊间流传较广的还有鲁迅与林语堂的一次失和，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鲁林二人闹僵时郁达夫夫妇正好在场。当时鲁迅因为北新书局托稿费的问题，两方打起了官司，在北新书局看来中间有个挑拨的第三者，是鲁迅的学生。林语堂席间偶尔提到了这个学生之名，鲁迅喝了些酒，且认为林语堂话语中带有讽刺意味，就站立起来，连大声说：我要声讨！同林语堂就此闹僵了。而郁达夫夫妇目睹了全过程，当了和事佬。

　　郁达夫虽然敏感多情，但对待朋友从来没有如此倔强，相反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日子居多，潇洒到似乎眼里没有这些事，一副酒肉穿肠过的样子。但在原则立场上他也有过及其认真的一刻，那就是在苏门答腊时被叛徒出卖时，真实身份泄露了给了日本宪兵，他狠狠地打了那叛徒耳光，然后写下了遗嘱。

　　其实，从这些事情中都可看出，虽然鲁迅与郁达夫二人在情感经历上、性格上、文学主张上都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是他们的追求里存有一份共同的人间正道之心，也正是这份核心才要他们并肩站在了一起。

　　他们共同创办《奔流》时，郁达夫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评价他们二人共事时为中国文学留下的踪迹：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认为是鲁迅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最后此篇文章用郁达夫对鲁迅的文学作品的评价做结，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我对鲁迅的作品的看法。这是一首古体诗：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全集》读后感(六)：鲁迅和胡适难道不可共存吗？

　　上学时语文课本中出现最多的是鲁迅作品，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为了备考需要背诵课文，事后反而对于作品内容本身没多大印象。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慢慢品出了文章的味道。如今趁着特价入手了这套《鲁迅全集》，重读熟悉而又陌生的鲁迅。

　　《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社戏》，《阿Q正传》，《秋夜》，《眉间尺》，《拿来主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等，当时看不懂的地方如今方才看懂。叹孔乙己遮脸蒙羞地说“窃书不能算偷”，感夏家孩子英勇就义的不值，惊闰土那一声颤巍巍的“老爷”，恨阿Q沉沦于扶不起的阿斗，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

　　鲁迅生活的时代正值新旧交替，传统旧势力权威尚未散去，新势力崛起时也不知努力方向，向前，还是向后？鲁迅给出的回答是，正如在《春末闲谈》中所说，“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尽管要从美梦中惊醒，但毕竟看见了真实的社会。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时时常做些古碑钞本，友人金心异提议可以做些文章。当时备受苦闷煎熬的鲁迅认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这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友人的回答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因此，鲁迅意识到，自己觉醒后，更重要的是叫醒其他人。他所做的事业即是如此，希望能借助文学唤醒更多人，认识到应该砸毁捆绑自己的锁链。

　　虽然鲁迅的那个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中学课本中开始删减他的作品，与鲁迅对照的胡适成了热门，民国的小清新也逐渐流行起来。重视胡适是好的，毕竟他也代表了当年的另一种思想——自由主义，不过否定鲁迅则矫枉过正。鲁迅的地位在建国后是被过分拔高了，但亦不可将其推倒，何不重读《鲁迅全集》文本，看看更真实的鲁迅呢？激进如鲁迅其实也很理性，“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温和如胡适偶尔也能看得出他的脾气，怨恨自己打牌耽误功课。

　　: 推荐一本关于鲁迅的话剧剧本，《大先生 (思享家丛书)》，思考真实的鲁迅以及鲁迅的影子，感受鲁迅的无奈和决绝。

[鲁迅说过的话系统]《鲁迅全集》读后感精选10篇

http://m.cubkforchild.com/shkx/556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