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墓|向忠发其人其事
向忠发是在中共六大后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举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按照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的精神和六大后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928年7月20日）的记载，这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不再称为“总书记”，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虽然成了党中央的“主席”，但人们有时仍然习惯地把他称为“总书记”。向忠发担任他力不胜任的这一职务，共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即从1928年7月20日当选至1931年6月23日被国民党逮捕枪杀。目前有关介绍和评论向忠发的文章、资料不多，所以许多人对他依然比较陌生。那么，向忠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大工贼”
向忠发较早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人革命斗争。在党成立初期，湖北省早期的中共党员、工运先驱者林育南、许白昊等同志积极发动和领导的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使向忠发深受影响。林育南等同志把武汉地区的20多个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来改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林育南担任秘书主任，施洋担任法律顾问，向忠发是该联合会的会员，并参加其活动，从此开始了他参加革命斗争的生涯。在1922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开始，到1927年中共五大前后，由于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所以在武汉地区逐步成了一位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从1922年8月起，开始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底又担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委员长。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担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25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5月起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临时党部负责人之一，12月起担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工人部部长。从1926年起，他担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然后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起他还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还担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等职务。可以说，他在武汉地区，特别是在工人当中，参加了许多活动，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向忠发也就成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所关注的一个人物。当时，在武汉时期，许多工人群众都知道向忠发的名字，并还知道他有一个“绰号”。20世纪70年代，陈独秀的秘书黄�然（即黄文容）先生，在接受笔者访问谈陈独秀、蔡和森的情况时，也提到了向忠发。黄先生回忆说：“在武汉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个向忠发，其表现很活跃，是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头头，有人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大工贼’。”2009年底，我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中共六大档案文献资料》时，看到了他戏谑自己为“大工贼”的档案记载。他在中共六大上讨论发言时首先就说：“现在‘大工贼’要讲话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共产国际“领导干部工人化”
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标本
当时，由共产国际提出和极力在中国共产党内推行的是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思想。这种“唯成分论”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向忠发的上台。在共产国际的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陈独秀犯过右倾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惨痛失败或严重挫折，必须由工人干部领导才行。
当过码头工人的向忠发，由于上述经历和当时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意义，因此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断提拔重用。可以说，他在党内是青云直上。继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向忠发虽然没有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提名，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他曾率团赴苏参加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向忠发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1928年初，他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并被推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夕，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他在莫斯科先后参加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同共产国际与联共（布）领导人的“会见”和“政治谈话会”。直到六大的召开，向忠发成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树起的“领导干部工人化”的一个最高标本。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始终参与大会并贯彻国际的意见，也极力吹捧向忠发。因此，周恩来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中共六大时“太强调工人成分”了，“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
这正像在一本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向忠发之所以爬上宝座，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出身。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把一艘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交给一个未出过海而只是划过长江小船的人去掌舵，实在是极大的风险。正是这一决定，使得李立三能够从向忠发的领导无能中掌握实权从而推行他那灾难深重的立三路线。”这很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向忠发上台的主要原因及其负面影响。
力不胜任的“总书记”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是指从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开始，直到被国民党逮捕之前的向忠发。在这期间，虽然向忠发是被“国际路线”极力扶持起来的“刘阿斗”式的领导人，而且犯有许多错误，但他仍是一个革命者，其错误亦属党内问题。当然，他被捕后叛变，应另当别论。
向忠发在反帝爱国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党的职工运动、党在白区的活动、党的特科工作等方面，特别是他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六大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对此后党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向忠发被这次大会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是大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同时，向忠发是大会上职工运动委员会、湖北问题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政治、军事、组织、妇女、苏维埃运动、财政审查、湖南问题、广州暴动等各委员会的成员。他还在大会上，作了职工运动和讨论结论的报告。对此，都应当予以肯定。
但从总体上来说，向忠发虽然当过工人，但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流氓无产者，并非真正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的鲁莽、江湖气，也时有显露。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文化水平低，平时又不注意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等一些基本问题懂得不多。从向忠发在六大、六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等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多少理论水平，思想境界不高，缺乏主见，只是照本宣科地贯彻执行“国际路线”（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他有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有时还有点幽默，而且有自我批评的表现。他的一些报告、讲话、文章等，是别人起草，他表示同意，并用他的名义发表的。他整个的工作能力差，不能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实际上他并没有起到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纵观向忠发上台后的表现，严格说来他只不过是一个“牌位”而已。其中，在六大后的两年，党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时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并领导全党贯彻六大路线，使中国革命出现了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然后，党内先后出现了立三“左”倾错误和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向忠发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完全附和、支持、推行了李立三（时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的“左”倾错误。正像他自己所说：“立三路线的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我个人，更应当负责的。当时虽是立三同志的提议，但大半是得到我的同意，而且是我作结论。当时所有的争论，我是站在‘左’倾的观点上来批评他，反而帮助了他的路线之形成，这是我应当负责的。”从六届四中全会到向忠发被捕之前，中共中央在名义上仍由他负责，但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等“左”倾分子手中。周恩来曾指出：“王明在四中全会后，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实际领导者。向忠发还是总书记，实际上是不能管事的”。据有的当事人回忆：在王明统治时期，“向忠发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呆在家里，他这时已经腐化，整天吃喝玩乐……”这时的向忠发，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位“总书记”了。
根据建党学说，党的领袖必须是选拔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来担任；党的领袖必须善于正确认识和懂得怎样改变客观条件，能够发挥卓越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显然，向忠发是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的。这同时表明，他随后的被捕叛变，亦绝非偶然。
证据确凿的叛徒
据1931年6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共党向忠发是前日（即6月22日）在法租界被捕的。在向忠发被捕之前，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关――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或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1931年4月份已经被捕叛变。顾顺章叛变后，不仅供出了向忠发在上海原来的住处，而且向敌人提供了向忠发的头发已斑白、右手食指缺了半截等情况和线索。当时，国民党的特务、侦探四处活动，向忠发的住地已被敌探注意。中央指示向忠发立即搬迁住处，并要他准备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由于住处尚未找妥，让他暂时住在周恩来、邓颖超的新住处。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常委）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当面告诉他千万不要随便外出活动。与此同时，组织上派黄文容（黄�然）把向忠发的小老婆杨淑珍（杨秀贞）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时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交通员），接到上海静安寺路附近的大西别墅旅馆里去住。1931年6月21日晚上，向忠发却趁周恩来、邓颖超都不在家时，擅自跑到旅馆去看他的小老婆。他刚到旅馆时说只待一会儿，但直到翌日早晨，他才离开。向忠发是从旅馆出门后，在上海静安寺路叫汽车时被捕的。
向忠发被捕后，就立即叛变了。周恩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次讲话中说：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了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了我，我知道后就跑了。邓颖超在1989年《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向忠发叛变的问题》的文章，明确指出：“向忠发被捕后，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就得到了“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押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因此，“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云，在1989年邓颖超给他的信的批示中，完全同意邓颖超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意见，并强调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其他当事人亦予证实。例如，陈琮英是这一事件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她在《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一文中说：“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被押送龙华监狱，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出狱。”“向忠发叛变使我被捕”。因此，“向忠发叛变是铁的事实”。据在龙华监狱里担任女监的党支部书记的李沫英（即李慧，她当时同陈琮英等关押在一起）说：“向忠发被捕后，还未用刑，他就将大褂一脱说：‘我自己来讲’，他便向敌人全部招供了”。再据陈养山在回忆文章中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
当蒋介石获悉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抓捕后，非常重视对“向案”的处置，曾先后连发两封电报。在此期间，蒋介石刚从南京抵达南昌，紧急督战“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向忠发是蒋介石在南昌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司令兼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是熊式辉）的第一个电报后，复电下令枪杀的。蒋介石看到上海来电后，认为向忠发是共产党“要犯”，加上这时“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非常吃紧，为了预防不测，立即发了第一个复电，下令：“就地枪决。”但当时向忠发很快就叛变了。在蒋介石接到关于向忠发已叛变的来电时，向忠发已被处决。蒋介石的第二次复电“暂不处决”的命令，实际上也就无济于事了。
向忠发在上海龙华被枪杀的具体时间，根据当时历史文件的记载和上海的中外各大报纸的报道，都说是在1931年6月23日晚上，这应当是可信的。
向忠发虽然是被蒋介石下令枪杀的，但绝不能据此就怀疑或否定其叛变的性质。事实胜于雄辩。向忠发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完全背叛和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向敌人供出了中央机关，出卖同志，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叛徒。
综上所述，向忠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个历史人物。大革命的洪流，把向忠发推上了历史舞台。接着，“国际路线”把他捧到了党的极顶。残酷的内战和白色恐怖的疆场，最后铸就了他人生悲剧的结局。评价向忠发，不能简单化地肯定或否定，应当像对待其他历史人物一样，要坚持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向忠发这个历史人物，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选拔向忠发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向忠发事件”（包括其最后的被捕叛变）虽然无损于整个党的光辉形象，但应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 文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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