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自律情况|廉洁自律的楷模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缅怀总理生前与亲属及故乡人民相处的几件往事，认真学习总理廉洁自律的崇高精神。对于当前进一步端正党风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总理故居座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淮安县)的附马巷。故居由东西相连的三个小宅院组成。1898年3月5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诞生在这所宅院里。他从出生到十二岁离开淮安，这段童年生活都是在故乡度过的。他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上勤劳的人民。然而，他生前对故居的处理所表现出的革命家的胸襟，深深地感动和感激着故乡人民。
建国初期，淮安县委就对总理的故居进行了初步维修。这既表达了故乡人民的心愿。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可是，当总理1952年从亲属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后，马上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以后再作修理，并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了维修经费。
1953年。总理要求淮安县委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对于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县委的同志们是能理解的。但作为县委来说，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没有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为此，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同志去北京时，还受到了总理的批评。后来，总理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同志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请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周总理在两年后接见县委的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起这件事，而且比以前更严肃了。总理说：“王汝祥同志来的时候。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同志婉转地作了解释。总理听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同志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了话。他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
总理的嘱咐是严肃的。邓大姐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刘秉衡回淮安后如实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的同志们都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的意见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办公室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作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见到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孙桂云在谈话时无意中说到。虽然县委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是不断有人去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还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认真地嘱咐孙桂云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随着总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的日益提高，前来瞻仰旧居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偏僻的乡村，有的来自遥远的城市，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自发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然而，他们在院墙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子。人们都带着莫大的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很不安。多年来，他希望自己的旧居“不留痕迹”，可是。参观的人却有增无减。终于，总理决定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3年11月13日晚，国务院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给淮安县委办公室打来电话。当时值班的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国务院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对他说：“总理听到反映，说要动员住在他家的居民搬家，还准备修整房子，准备开放让人参观。请县委调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
翌日，县委的同志立即去旧居了解情况。总理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修整过房屋；自发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如实汇报了情况。17日，国务院办公室向县委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常委会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根据总理指示作了三项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当天晚上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时隔不久，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74年8月1日，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办法。”
总理思索了一下，问道：“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
站在一旁的邓颖超同志表示支持：“拆迁吧，我们给钱。”
孙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作不了主。”
总理点了点头。最后。他又嘱咐：“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请他们到绍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孙桂云深深理解伯伯的意思，会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这样，周总理的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
总理生前对亲属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对亲属尤其是晚辈，有一条很严的规定。就是不许他们在任何场合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以此获得任何特殊照顾。
周尔辉是总理的侄儿。解放初期，家境十分贫困，他在学校享受助学金待遇。从改工资制的那个月起，总理立即叫他不再领取助学金。而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1952年，总理的嫡亲婶娘带领周尔辉去北京看望总理，后来就把尔辉留在北京读书。当时，北京既有干部子弟中学，又有许多条件好的重点学校。总理没有送他进这类学校，而是把他送到二十六中。这所学校是由私立中学刚刚改为公办的。条件比较差。当时，住校生的饮食有两种：一种每月九元。一种每月七元。总理让他吃每月七元的伙食。入学之前，总理就一再嘱咐他。不论是谈话或者填表，都不许透露出你和我的关系。总理说：“你要是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我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
周尔辉从二十六中毕业以后。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一直遵循着伯伯的教导。从来没有让人知道他是总理的侄儿。直到人党的时候，组织上要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到淮安去了解情况，才知道他和总理的关系。
1961年7月。周尔辉与在家乡当小学教师的孙桂 云结了婚。婚礼是在北京举行的。两位老人家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总理用过的床单。一件总理穿过的短袖衬衫，一条总理穿过的裤子，没有置办新东西。总理笑着对他们说：“都是些旧的，不要嫌不好。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没有请客。也没买新衣服，艰苦朴素光荣嘛!”穿着伯伯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周尔辉心理很是惬意。
婚后不久，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正在把周尔辉的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工作。总理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一天，他们夫妇俩一道去看望伯父伯母，提起工作调动的事。总理说：“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他们心想。人已经来了。还能不接收吗?就回答说：不接收再回去。事后，总理就这件事批评了有关单位，说：“照顾夫妻关系当然可以，但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往北京挤呢?”有关单位接受了总理的批评，没有接纳周尔辉爱人的户口。以后。邓颖超同志又向他们解释：“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更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经过伯伯、伯母的说服教育。周尔辉在爱人回淮安不久，也调回淮安工作了。总理嘱咐他在工作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特殊要求，听从当地组织上的安排。以后，周尔辉就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当一名普通教师。
1958年，淮安县委派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县里计划办几个工厂，想请求总理帮助解决点钢材问题。
王汝祥是七月初到北京的。当时，总理正在广州视察工作，没有见到。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叫他住下来等，说总理很快就回来了。王汝祥耐心地等待着。二十七日傍晚，一位秘书告诉他：“总理回来了，我们已经向他报告你在等他。他说明天上午七点半钟见你，就在总理办公室。”
王汝祥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拿出准备好的汇报提纲，看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把要点和事例都记在心里。这天夜里，他辗转反侧，迟迟不能入睡。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一吃完早饭，他立即动身去总理办公室。
王汝祥刚进办公室，总理就从里边迎了出来。满面笑容地向他打招呼，接着，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让你久等了，急了吧?”
王汝祥把原来准备好的话一下忘光了。他没想到总理这样热情，这样平易近人，以至他设想好的“台词”都不适用了。他喃喃地说：“不，不，不着急，没什么……”
这时，总理又拿过来大瓣西瓜，送到他手里，说：“天热，多吃点西瓜好!”
王汝祥接过西瓜，才想起来说：“总理好!县委的同志们要我向您问好!”
总理看出了他的拘谨。这时，正好内室走出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是总理的侄女，总理说：“快过来，见见叔叔，这是我的‘父母官’呵!……”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王汝祥也开心地笑了。他顿时感到轻松起来，好象在家里一样。
吃完西瓜。总理开始问起王汝祥来，从途中观感、生活习惯，逐步问到淮安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完全象拉家常一样。王汝祥那个汇报提纲早不起作用了。他在亲切自如的气氛中，把要说的话都对总理讲了。
在汇报了县里想办一些工厂时，王汝祥提到钢材有点紧张。希望得到总理的帮助。总理便问：“要办些什么厂?条件具不具备?有没有向省里请示?……”当摸清了情况以后，总理说：“办工厂，当然是好事。但从淮安的实际情况看。恐怕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农业上去了，可以适当发展一些工业。办农业。要抓好水利，搞河网化，要配套，能排能灌。其次，是抓好作物改制。步子一定要稳，不能冒进。家乡旱改水是方向，但也要因地制宜。”
谈到办厂的事，总理说：“办厂要用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你们想办农机厂，很好。我看，是不是先把铁木农具厂办起来，然后再逐步发展……”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王汝祥按约定时间又来到总理办公室。在这次会谈中，围绕淮安办工业的事，总理又提出了很多意见。
为了实事求是地帮助家乡发展一点工业，也为了教育故乡干部，总理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淮安县委的要求，也讲了他个人的意见。在写到淮安县委希望他帮助解决钢材问题时，他说：“……他们想在北京解决钢材问题，我当然不能那样做!……”
“我当然不能那样做!”这是一句多么严肃、多么有份量的话呵!王汝祥在这次接见中。充分理解了总理：他热爱故乡，希望故乡的生产和建设尽快发展起来；但他更爱护故乡干部，不能让他们丢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滋长任何特殊化思想。
王汝祥回到了淮安。他没有带回一根钢材，但却带回了比钢材更宝贵的财富……
(作者系中共淮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责任编辑：刘卫东
http://m.cubkforchild.com/jszl/1027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