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
《真实的中国》是一本由罗纳德·科斯 / 黄亚生 / 茅于轼 / 陈志武 / 等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真实的中国》读后感(一)：读罗纳德·科斯，, 黄亚生，, 茅于轼，, 陈志武等《真实的中国》
财经的评论专栏合集。
XIV 巴西六七十年代的经历说明，国进民退不可持续。
30 中国的物流水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2倍，根源就在投资，其建成的项目达不到预期的客流量和车流量，支持不了薄利多销的模式，只能多收费。
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也就掌握了货币的创造权。
中国货币供是商业银行表内和表外信用活动急剧膨胀的结果。
人民币的变化并非来自价值型和创新因素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果，而是靠投资的全面提速。
53 中国太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66 城镇化不是城市化，因为目前外来者不享有城市的福利。
76 只要开放土地市场，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一般维持在3-6倍之间。
政府依靠对城市用地的这种垄断地位，大搞卖地财政，低收高出，赚取巨额垄断地租，不但导致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推高各地的地价，进而造成房价和人均收入比完全失衡。
《真实的中国》读后感(二)：真实的中国，进退维谷的变革
诸位业内经济学家从宏观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但是用了平和，浅显易懂，而且深刻的讨论方式，对天朝模式以及今后城市化变革发展的一些可能进行了探讨。过程中提到的异议，让人大开眼界，顿时眼前一亮。
少谈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更容易被当下的人们所容易接受吧。
此书分成四个部分
1、天朝操作模式
2、操作城市化的几种可能
3、户籍，劳力以及土地
4、城市化的地方操作
对于天朝操作模式产生的中国式经济高速增长，在过去的30年里让世界都瞩目，但本书开篇提出几点异议
1、经济增长数字背后的事实
2、强力政治干预型的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
3、天朝式经济高速增长并非独栗，前车之鉴比比皆是。
国进民退，这样的国家主导政治干预型经济模式，其核心便是“政府经济活动”，本质特征是财政的扩张（p26）
政府的收入越来越依靠于土地出让，用地根撬动银根，用楼价来撬动整体地价估值水平，然后招商引资，撬动银根，支撑投资的扩张，其实是03年以来天朝经济增长的逻辑主线。
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税收，收费以及准入等要素，掌握这些被银行视作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实际上也就是掌握了货币的创造圈 （P031）
只要投资还在增长，GDP的宏观数据依旧是看起来很美，但是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仍在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文中在通过一系列民生数据分析（p34），所有这些数据与宏观数据向矛盾。
这样的发展模式，书中提到了巴西，前苏联。其模式并非天朝独有，而且有前车之鉴不得不让人担忧。
四分之一的篇幅交代了天朝现状的窘迫，第二部分开始改革如何转型。
重启改革的核心便是经济去国家化，政治过程明珠化。
再此基础上推行城市化也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退出政府主导作用，形成以内生型城市化而非外生型。
几位经济学家都提议市场的作用
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进出城市要自由，农地产权私有化。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成了土地唯一合法收购者和供应者。农民虽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却无权自主向土地市场供应土地，更无权自主向房屋市场提供房产。
政府不但无视农民的失地痛苦，更加在城市管理中驱逐城市化的参与者。
不站在市场角度去考虑，而是只依赖于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进程，会导致资源分配，以及收入差异，城镇化分化更加失衡。
第三部分讨论的户籍，劳力以及土地问题
应该是近现代天朝的核心问题。
经济学家们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但对于强势政府领导而言，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无法理解政府的所做，其实从微观实际操作上来讲，政府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部分讨论了一些实践的栗子，当然我觉得都是个例，因为目前政府的政策都有地方性，地方政府的作为是起到决定性作用，而非制度性。
看到好的一面就是，土地改革在不得不变的现状中缓慢前进，另一方面是担心政策的随时颠覆。相比起前面三章，这一部分明显苍白无力的多，多多泛泛之言，个例没有办法推而广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变成了光摸着石头，忘记了过河。真的是忘记了吗？
《真实的中国》读后感(三)：城市化变革的反思
书是财经杂志找了很多国内外顶级的经济学家团队发起的关于“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议题开展的讨论，又从中国发展的各个角度展开的讨论，通过对城市化变革的反思，提出了很多意见，财经杂志把这些讨论整理出来结集做成的书。
从书里专家们各自发表的论点来看，他们都是将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放在这些年我们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一系列“中国模式”的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和讨论的。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经济学家们都发现了四个问题，并且围绕着四个问题讨论的。这四个问题分别是：
1、扩大现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
2、现在已经城市化的进程。
3、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解决。
4、城市人口过盛、环境污染等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三个绕不开去的问题也是讨论的关键点：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三是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用途变更以及拆迁补偿问题。
每位专家，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是一些城市化的具体经验和设想，这些地方实践能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提供借鉴和思路。不过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些专家都缺少真的走到农村，从农民的角度考虑的思路，无论多好的理论，最后都需要从实践中检验的。不过看这本书还是挺长见识的。
《真实的中国》读后感(四)：真实的中国
【由于是我自己参与编辑的，我就自夸一下了】
真实的中国
李华芳
1缘起
2009年冬天，胡舒立带领团队从《财经》出走，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夹杂了劳资双方的纠纷和对新闻自由的讨论，最终陷入一团疑云。但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财经》犀利依旧，新的《财新》锐意进取，从《财经》一枝独秀变成了双花怒放，反倒是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也就是那年冬天，我以特约学术编辑的身份临时加入《财经》杂志，开始负责评论部分的组稿工作。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很短期的工作，但没想到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变成了长期坚持的工作。
由于自己之前也有浮躁的媒体评论的经验，所以想着既要专业又要沉潜。一方面我深感不专业的评论不仅无助于澄清事实，更不利于推进讨论，遑论推动中国的改革，所以我着手这项《财经》评论工作的时候，就想着能多采用一些更为专业的评论。专业的评论面临的困难是缺少专业的作者，或者专业的学者有时候很难将自己的想法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的决定是与年轻一些的学者一起成长。
当然另一方面也很难找到一个富有雄心和宽容的平台，去实践一项史无前例的“马拉松式”评论，那就是围绕一个议题，连续用几年的时间，从各个方面去加以评论。这样做当然也未必能把一个话题完全说清楚，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比那些只追着热点跑的要清楚一点。我当时提出的设定是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城市化”和“老龄化”三个大议题。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媒体管制，第一个议题未能展开。但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财经》评论花了很大的力气关注“中国模式和城市化”的议题。
这项工作的一个成果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一本由黄亚生教授和我编辑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除了导言和每一部分的开头导语之外，这里收集的评论都已经在《财经》杂志刊出过。随着中国进入习李时期，城市化（或称城镇化）突然成了一个热点，这个时候推出这本“思考已经经过发酵”的书，我相信自有其意义。
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已经发过的评论，还要再编辑这么一本书出来呢？这也有两个实际的考虑。首先，这些评论刊发的时候，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去组织。尽管我们围绕一个很大的议题，进行方方面面的讨论，但碎片化的方式可能会让人有片刻的遐思和感动，却不容易促成长久的思考。所以按照新的框架重新编辑这些文章后，或许会带给认真思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更多的启示。这当然是本书诚挚的愿望。
其次，受各种电子出版风潮的影响，传统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似乎正在下降，每一个人都在迫不及待的言说，受众的热情来得快去得急，反而没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而将文章编好然后传递给细分市场的受众这种“编辑工作”，在我看来，依旧有充满传奇般的魅力，这不仅是黄昏里传下一盏灯的事业，更是留给未来某处穿越时空而来的知音的伟业。
我们当然不至于狂妄声称这是一本你必须读的书，或者说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评论，又或者认为我们已经谈清楚了中国模式和城市化各个方面。我们绝无真理在握的想法，反倒是有些忐忑不安得向读者呈现这份我们谦卑的作业。值得说明的是，这本书中的很多评论，是在编辑部的争论中勉强杀出的。由于编辑们经常出现分歧，所以我们可能也误杀了不少好稿。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说这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和结论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相反，如果能激励出新的想法和洞见，这才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与黄亚生老师几番讨论，厘定框架。我还记得在2009年末2010年初时，满世界都是“中国模式论”的赞歌，我约黄老师写了一篇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也是本书第一篇《“中国模式”有多独特？》。此文使不少沉醉在“盛世”幻觉中的人得以清醒，确实有当头棒喝的功效。读者诸君读后若有所增益，要记得感谢黄老师。
2“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褪热度。随着“中国梦”一词的提出，关于中国到底要走何种道路的争论恐怕会更加激烈。而我认为在急切进入新议题之前，回顾一下现有的争议是极为有益的。那就不妨回顾下围绕“中国模式”产生的诸种争议。
首先“中国模式”是不是存在？如果有所谓“中国模式”，指的又是什么？这种模式真的是特殊独到的么？未来中国真正的挑战又在什么地方？最后，到底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是本书第一部分希望回应的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在争议过程中，“中国模式”已经偏离了一开始的“北京共识”，而走向另一个观点，即“政治无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模式要优于“政治有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模式。其次，中国模式的辩护者忽略了历史和现实，并且对普世的经济原则缺乏应有的承认。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对所谓“巴西模式”的推崇，与今日情况何其相似，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过眼烟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恐怕是第一篇清晰而重要的反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文章，对沉醉在“中国模式”巨大成功中的人士，不啻于当头一棒。而且由于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问题，可能夸大了中国经济的成就而掩盖了未来增长的隐患。如果只是虚假的数字繁荣，并刻意忽略真实存在的贫富差距、环境恶化等问题，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
所以必须正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并且直面宏观政策的中长期调整。这中间的重中之重，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非如此，不足以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这为本书在接下来讨论的“城市化”议题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之所以在文集开头就提出中国模式的争议问题，正是要将中国的城市化放在这个背景中加以理解。城市化不仅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紧密相关，也与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可分割，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的普世原则，以及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这一部分努力澄清的正是“没什么中国模式，有一点中国特色”。
3 中国如何城市化
既然已经知道城市化是一个未来的经济助推器，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的环节，那么如何城市化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首先，到底是应该继续走大城市之路，还是所谓就地城镇化？发展小城镇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在于其实并没有实现人的流动，最终难免回到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老路子。大城市的好处很多，更有红利应当与全民分享。必须消除的一种误解是认为城市化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其实反过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历史，不难发现城市化是市场主动去推进，政府管理不得不调整的产物。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一个市场行为，即便在中国对要素流动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城市化依旧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无疑是对市场的礼赞。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有利于耕地保护，有利于农民增收，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有这样的好处，即便是严苛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外来人口分享城市福利，但依旧无法阻挡人口朝城市流动和聚集。
其次，必须理清当下城市化的事实。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中国所谓的“城镇化率”过百，有很大的水分。产生水分有三个原因，一是将“城镇化”当成城市化，但中国的很多镇其实就是改了个名字，行政级别上调整了一下，城镇实际上并没有城市所有的福利；二是将农民工当成城里人，其实外来务工者并不享受城市福利；三是以常住人口代替户籍人口，不顾两者享有的公共服务区别，造成人为的数字繁荣。挥别这种数字繁荣，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的城市化之路。
再次，应该破除障碍，让农民进城。即使农民未能及时享有城市福利，让农民进城依旧能带来好处。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城市化功不可没。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城市化不够，而且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一方面是城乡不公，另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市民与外来务工者之间的不公。所以更要突破目前的制度性障碍，一来允许农民进城；二来允许进城务工者尽早享有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
最后，也要关注城市病问题。毫无疑问，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不可避免会出现城市病，例如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但治理城市病堵不如疏，更不能因噎废食，阻断城市化的进程。
4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自然而言的，接下来就要讨论城市化过程中三个绕不开去的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三是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用途变更以及拆迁补偿问题。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流转产生了巨大的限制，这一方面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化过程中对外来务工者造成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歧视。歧视的恶果可能还被低估了。除了显性的制约城市发展、造成待遇不公外，还制约了内需，造成社会矛盾，这对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一种损害。如果不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无助于启动内需，而且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个与劳动力有关的问题涉及到两个层次。从宏观趋势上看，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尽管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依旧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照目前的趋势下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必将终结，这将使得未来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宏观经济的一个大挑战。而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农民工尽管相比于农村收入来讲有大幅增加，但其增收依旧是一个问题。教育和培训能否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却不仅仅只是个教育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
最后一个问题与农地制度相关。农民进城涉及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农地的使用和流转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农地仅仅只能用于农作，尽管也有可能因为经济作物等增加收入，但与农地改变用途获得的巨大收益相比起来就显得小很多，所以如果限制农地用途对农民增收不利。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农地变更用途，那么农地流转市场就应该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政府征地卖地一手抓，而农民没有实际参与权。目前的农地流转制度容易造成失地农民一来无法参与土地流转的讨价还价过程；二来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基层社会失范。这都不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也无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是以，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还在于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不仅要让农民能自由选择进城，进了城能享受城市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而且要让农民有转让农地获取收益的正当权利。
5 地方实践的启发
在这本书的最后提供了一些城市化的具体经验和设想。这些地方实践能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提供借鉴和思路。中国的改革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先搞地方试点，而后逐渐推广”。中国城市化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是朝增加城市容纳外来人口的方向进行努力的。而外来人口入城则可以在现行制度条件下，通过农村土地来交换城市户籍身份，以改善现状。最终的方向是通过改变户籍制度，进一步深入城市化。城市化对中国来说，还算是个新生事物，这时候借鉴先发城市的经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国际上的经验，也关注到本土的经验。从国际上来说，欧洲城市化带给中国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欧洲低碳绿色的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发展理念，二是高科技在城市中的应用。这两点上，中国不但可以向欧洲学习，更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寻求同欧洲具体城市的合作。而对岸的台湾地区的城市化，同样也可以作为大陆的一面镜子。尤其是大陆地方政府容易在城市化进程中伸手过长，而忽视市场的自发力量。台湾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借助市场的重要性。
从本土经验来看，重庆的土地换户籍设想争议较大，是一种过渡期的制度安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实施这种改革。农民的土地如果可以直接交易，获得足够的收入后再进城，未尝不可。但这一设想依旧可以激励地方去创新制度安排。同样成都的地票，也是要在现行制度框架中，让农民的选择权扩大。
除了新设想，回顾历史也可以得到有益的经验。“老浦西”极大的人口容纳度得益于其宽松包容的制度，这种包容性制度对城市化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而深圳道路若继续走，确认城中村小产权房的合法性，就能极大加速城市化。
这些不同的地方实践与中国改革的历史一脉相承。一来得益于中国地方大，有足够的空间来容忍失败。二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上的弹性换取时间上的紧迫性。一项改革的紧迫性，往往会因为一个地方有所突破，就减少了民众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具有了一定的改革正当性。充分鼓励地方实践，吸收好的经验，鼓励地方之间的相互学习，这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可行途径。
黄亚生、李华芳编，2013，《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中信出版社。
《真实的中国》读后感(五)：城市化的逻辑
《真实的中国》是近年《财经》杂志关切“中国模式与城市化”议题，集纳而成的名家短论。现在这个节点翻看，有几重时过境迁的感慨。
一是今年三季度经济数据才发布，7.8%的GDP增速，总算令人对此前百爪挠心的宏观经济略舒了口气。遥想当年挥洒4万亿的纵横捭阖，导致如今产能过剩几成定局，实体经济也仍在苦苦为转型挣扎，不免唏嘘。
二是不久之前，“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还是频繁见诸报端的说辞。沐浴着“大国崛起”的春风，高校之内也摆论坛、开讲座，举凡稍具特点，都能进入“中国模式”的范畴，成为一时显学。也就一年多时间，外资机构唱空中国经济之声此起彼伏，国人再谈共识、模式，似乎也失去了唯一能引以为傲的数据支持。
三是罗纳德•科斯教授驾鹤登遐，再看为《真实的中国》所作序言，提到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会培育宽容，这是治疗偏见和自负的良药。”这当然是说给经济学家听的。惜乎眼下思想对峙不乏其例，论宽容似乎言之尚早。遗铎未奉，解释中国经济乃至改变经济学，长路漫漫。
因为拉长了观察的时限，透过这些感喟，大略能明白《真实的中国》一书的意义。在谈论中国模式、城市化以及户籍、劳动力与土地时，由于各抒己见，书中不乏共识，也存在分歧。
譬如，黄亚生谈“中国模式”，观点就具有代表性：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产权改革和市场深化，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创业精神和活力。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普遍的经济原则。换言之，中国独有的经济长虹，并没有太多“原创内容”，更多是依循先进经验。
由此，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当后发优势遭遇瓶颈，如何破解，以便继续升级？官方的答案是转型，而转型的重要内涵是城市化。
在中国，如此众多的农民工，如此敏感的土地流转政策，如此众所周知却不便明言的地方财政构成，回避城市化就无从谈起。关于这个大问题，书中有不少洞见。多年来，中国大量城市走的都是工业化领先城市化的道路，产业由行政划定，公共服务配套却远未跟上，难以合理地集聚人。同时，对三农的歧视性政策又迫使大量人口涌向城市，进而造成“拥挤效应”，“城市病”层出不穷。只见兴市，不见人居，顶着城市化、城镇化的大课题，如何满足人的幸福感，不妨从书里寻些灵感。
应然层面的城市化讨论属于“梦想的天空”，实际的人口流动、迁徙，必然与户籍、土地、劳动力挂钩。2亿多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家乡的土地不能盘活使用，说小些是劳动力的浪费，往大里想也可能是社会问题的渊薮。其间种种，书里都有清晰的罗列。
为此，虽是散论，《真实的中国》背后却有清晰的逻辑。如果硬要说不足，大抵是相类的观点择取太多，缺少异见，持论固然开明，却还未臻“开放的思想市场”。
《真实的中国》读后感(六)：城市化正当其时
一个国家，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受世界瞩目，经济规模雄居世界前列；一个国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社会等级难以逾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多而社会矛盾深。这一边，高楼林立，街道熙熙攘攘，不亚于东京巴黎；那一边，黄沙黄土，农民生活贫困，好似落后非洲。这不是别的地方，这就是中国。
中国很大，大到在同一国里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经济指标，因此自然很难用几句话几篇文章把她描述清楚。《财经》杂志的这本评论合集《真实的中国》正试图做到这一点。
在国内，《财经》杂志一直以客观、理性和专业见长，其评论往往由名家捉笔，有不少独到的观点。这本合集中，就囊括了黄亚生、李华芳、秋风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出版人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官员的文章，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尝试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诚然，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可是，似乎一百个经济学家眼中都有一个同样的中国，那就是需要城市化的中国。可能正是由于英雄所见略同，本书的讨论基本也以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为主，从它的方法、症结再到实践，理出了一条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脉络。中国的城市化由来以久，如今已是大势所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在关三农的改革频频，土地流转问题的讨论愈加热烈，现已实施在即，这应该算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第一步。从这个角度看来，官方与学界想到一起了。因此，本书的推出也算是正当其时。
城市外的终点是取消城乡樊篱，取缔户籍制度，这自然会触动更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难度可想而知。当下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如改革初期的观念的转变，更多的是来自三十年间形成的巨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利益集团富可敌国，权力甚至大到可以只手遮天，前些年的铁道部就是个例子。这几年有个形象的说法，即改革已经发展到纵深阶段，已经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现在正在推进的城市化改革算是硬骨头当中最硬的一块，如若成功，利国利民，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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